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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第3页）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屯田兵改成携带家属长期驻守，定额三千人，五百人训练，二千五百人种地，共分为二十五屯，每屯百人。每人种地二十亩，百名士兵共种地两千亩，领籽种一百一十石，收获十八分者交粮一千八百石，二十八分者交粮二千八百石。

伊犁地区还有犯人参加种地，称做“犯屯”。民人种地谓“民屯”，无论人数、规模都比较小。伊犁驻军每年用粮十六万石，其中回屯交纳十万石，兵屯交六万石以上，“视仓储多寡，随时增减屯种”。做到自给有余。乾隆末，伊犁贮粮经常在三十万石以上。

塔尔巴哈台地区

塔尔巴哈台今天简称塔城，位于新疆最北部，与沙俄为邻。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参赞大臣阿桂即奏请“塔尔巴哈台与俄罗斯、哈萨克相近，应驻兵屯田”。阿桂请从伊犁派领队大臣率一千名绿旗兵前往驻扎，沿途设卡二十一所，选派侍卫分驻各哨卡，并迁移杜尔伯特、扎哈沁等部落前往游牧，以加强国防。乾隆因为财政原因，没有批准这一计划。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伊犁将军明瑞重提此事，清政府始于塔城驻兵屯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巴尔品又建议于楚呼楚地方屯田，“以裕储积而备欠收”。清政府从乌鲁木齐调绿旗兵四百人前往种地。塔尔巴哈台因地处极北，故只有绿旗兵屯。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得知甘肃省连年受旱灾之苦，十三年间共欠仓粮四百零四万石，折色银一百三十二万两时，作为最高统治者，乾隆帝不能不考虑“似此日累月多，势将何所底止，是旧逋固不可不及时清厘，致令积疲不振”。但乾隆帝更注意到“边陲生计艰难，尤当急为筹画以裕久长”，使甘肃灾区人民改善困境。乾隆认为，新疆统一以后，大兴屯田已成乐土，“商民辐辏，风景不殊内地”，但没有出现内地民人踊跃前往的局面，是因为他们缺乏对新疆开发情况的具体了解，所以裹足不前。

乾隆要求地方官员设法劝导甘肃民人出嘉峪关种地，“将来关外生聚滋蕃，兼可酌添郡县，而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内地一日之粟，可使盖藏渐裕，化瘠为腴”。半年后，甘肃又遇大旱，到处都是流民，乾隆拨银二百万两、粮二十万石赈济灾民，并指示陕甘总督明山，令其设法劝谕流民赴新疆种地，“使共知边外谋生之实利，自必熙攘趋赴，不特目前之嗷嗷者，不至漂泊无依；即将来或遇欠收，而瘠土贫民，亦可免坐守困乏，实为筹备边氓生计之长策”。甘肃民人不断进入新疆，为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清政府逐渐设立起民治机构。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清政府在巴里坤设镇西府，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其他地方分别设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县。

尽管乾隆帝把新疆屯田视为造福于子孙后代之举，但此举并非是清政府全体成员的共识，朝野内外分歧较大。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进行廷试时，新科进士的条奏中有人就说指责伊犁屯田与西汉轮台屯田同样劳民伤财。针对廷试中的“劳民”说，乾隆帝强调从全国大局看向新疆移民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在承平日久、人口剧增、中原内地人口压力日益沉重的情况下，倡导内地人口向新疆迁移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人口与土地的不合理分配，做到“边隅旷土日开，内地资生亦足”，一举两得。顺应这一趋势才是“惠民”、“养民”，反之才是“厉民”、“害民”。

乾隆帝最后表示：“今办理屯种，亦只因地制宜之举。而无识者又疑劳民，朕实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耳。”

四川金川地区改土归流

乾隆年间，清王朝两次平定了四川省金川地区的土司叛乱，并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将原金川土司辖区划分为五个屯田区，命当地藏民、招募来的内地汉民以及驻守该地的绿营兵丁进行大规模屯田，史称金川“改土为屯”。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朝二平金川之后，在原大小金川土司地分置美诺、阿尔古两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并阿尔古入美诺。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美诺厅改懋功厅，驻同知，理五屯事务”。从而取缔了原来的土司政权，代之以与内地州县大致相同的地方行政机构，将当地的藏族民众土司头人的奴隶成为封建国有的编户齐民，大大加强了清王朝对金川地区的统治。

清政府同时招募内地汉民赴金川屯垦。清廷针对金川地区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情况，专门从四川内地招募了大批汉族农民到当地屯垦。屯民每户“给地30亩，使为子孙恒产。虑其路远不能挈妻子而来也，本籍咨送，准令大口每名日给盘费银1钱，小口银3分，口粮各1升”。到达屯所后，每户“准给屋庐。无屋，折价银2两”。另外，官府还“资以农具”，“资以耕牛，两户合一牛”，“每户各给子种2石”。五年不起科，自第六年起按户纳粮，“每户仅纳1斗2升”

清王朝金川平叛之战以及后来的改土为屯措施，消除了当地落后的土司制度，将广大下层土民从土司的奴隶变为封建国家的编民，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战争和措施。

改土为屯以后，清廷在金川地区“清丈地土”，“编造鳞册”，“统核兵番，酌行分授”，将当地一应荒熟地亩凡可资垦种者尽行分授驻防绿营兵丁和当地民众，同时大量招募内地汉民前来垦荒，由官府给予种子、农具，借给口粮，五年不征，六年起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当地土民和外来汉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他们提供了从事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使大量荒地在短期内得到开垦，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改土为屯以后，金川地区的人口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内地屯垦汉民的迁入，同时当地藏民也较前大大增加了。不但人口数量增加了，由于消除了土司割据势力，取缔了土兵组织，代之以屯田垦荒为主的“屯练”，使大量藏族青壮年回到了生产第一线，且作为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政治地位较前也有所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劳动力的解放。

另外，清廷对金川地区基本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统一规定了田赋数额，每户耕地30亩，征粮不过2斗1升8勺5抄，除此之外“并无额征银两”，与从前土司统治下的随意征敛、任情科派相比，负担大为减轻。特别是清政府规定的科粮数字直到清末始终未变，又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垦荒、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青海东部改土归流

青海东部也是历史上招募民户垦荒的主要区域，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年羹尧在善后时提出边内地方，开垦屯种。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人犯，尽行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

乾隆三年（1738年）佥事杨应琚建议碾伯县巴燕戎地方招民开垦，在循化、贵德等地，令千户、百户、百长各于所管界内相度可耕之处，劝谕番众计口分地，尽力开垦，播种青稞、大麦等粮，俾资养赡。

经过清初近百年的社会发展，土、民厝杂而居，联姻结社，有些地方四分之三语言、风俗、衣食住行，较之汉人，尚为文明。外来移民的进入与东部地区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从文化与经济上瓦解着传统政治的基础，而清末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又进一步推动了此一历史进程的发展。

晚清时期

青海地区改土归流

清朝末年，边疆危机日重，藩部内属、行政一体的传统民族政治改革进程加快，青海地区“改土归流”亦提上地方政府议事日程。

两广总督岑春煊于《统筹西北全局折》中提出，定区划建行省、抚蒙番变官制、举垦务修边卫等措施，对于蒙旗及各土司等应办垦、矿、林、渔地方及向有司员、粮员可设民官者，拟照国初办法设道厅，侯地辟民聚后再改州县，由此确定了清末青海地区改土归流的步骤。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光绪皇帝正式颁布“改土归流”办法，开始废除土司制度，青海各土司不再承袭，一切行政事务由当地县政府承办。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西宁办事大臣庆恕会同陕甘总督升允奏准重办青海垦务，制定相应章程及实施办法，耗资二千余万两白银。

川边藏区改土归流以及乌拉改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经理”川滇边，推行屯垦、练兵与招商、开矿等新政，招致巴塘土司与僧侣围攻而被杀害。

此后，赵尔丰参与了平叛活动，“剿办巴塘七村沟”，威名大震。事平后，赵尔丰留在川边以军务督办接办善后事宜。从此，赵尔丰正式迈上经营边疆的官途。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川总督锡良考虑到西藏纷乱频仍，边境多事，所以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并保举赵尔丰为大臣。锡良对赵尔丰的推重之词是：“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朝廷很快就同意了。赵尔丰上任伊始，川边地区的基层权力被土司所把持。于是，赵尔丰建议在当地进行“改土归流”。由于“改土归流”削弱了土司的权利，遭到土司的武力反抗，所以赵在六年中几乎是不停地打仗，废除了明正、德格、巴塘、理塘为首的大小土司和昌都、乍丫（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甚至驱逐了一些西藏地方政府在康区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