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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旷达之忍（第4页）

、为官，于是解仕归田，过起了隐居生活。

寄情田园创立诗派

仿佛历经风浪的颠簸后，航船驶进了平静的港湾；仿佛承受严冬霜雪的袭击后，大地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仿佛关在笼子里的鸟儿，终于返回了林木丛生的大自然。一种奔波之后的轻松感，一种拘禁之后的自由感，像清晨的阳光，像傍晚的月华，洋溢在陶渊明的胸怀里。公元406年，也就成了他后半生田园生活中最愉快的一年。他的个性、理想与现实生活达到了高度统一，这种新境界的成果，便是他最光辉的诗篇一■《归园田居五首》。

这五首诗囊括了陶渊明田园生活的典型内容和典型心情：归耕之趣、交往淳朴、劳动实感、迁逝之悲、饮酒行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围着这五种主题展开的。这一组田园诗是陶渊明诗的代表之一，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的开山之作，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题材天地，并逐渐成为诗歌的一种派别一田园诗派。

但是生活并不只有和谐与欢乐，这样的生活大约过了两年半，便被现实的风吹皱了。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年）六月的一天，艳阳似火，烧烤着江南大地。陶渊明突然发现自家林边的草庐火光冲天，不一会儿便烧得片瓦不剩。所幸妻儿都在田里劳作，没有人身伤亡。但是刚刚有些起色的生活就这样毁掉了。陶渊明一家又面临着贫困的煎熬。可是，陶渊明并不因财产损失、困境艰难而牢骚叹息，却更坚定了走自己路的决心。

不久，陶家搬到了西庐居住，耕于酉田，第二年重阳节，经过大半年的辛勤劳动，一家人又恢复了往日温馨的乡间生活，过了一个快乐的节日。陶渊明又喝上了自酿的浊酒。但是，敏感的他面对暮秋万

物的变化，想起去世的母亲、妹妹，又悲从中来，写了《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表达人生劳苦、人生有尽的悲情。

草庐失火之后，当地著名的隐士刘遗民知道了陶渊明的近况，就写诗给他，邀他一块在庐山隐居。刘遗民原名刘程之，字仲思，公元402年做过柴桑令，第二年，由于桓玄篡晋，便弃官归隐于庐山西林涧北。陶渊明在家居母丧期间（公元401-404年），可能与他结识，并有交往。直到陶渊明真正归田后，二人才交往起来。面对朋友的召唤，陶渊明写诗婉言拒绝了，诗即《和刘柴桑》，因为二人的隐居生活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刘遗民笃信佛教，索居禅房，不以妻儿为念，不食人间烟火；而陶渊明不赞成这种违背人性的隐居方式，他爱妻儿亲朋，爱富有人情味的生活，这从他两年后写的《祭从弟敬远文》和《悲从弟仲德》中都可以看出。所以他不愿离群独居在荒山野林里，而婉言谢绝了刘遗民的邀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反抗现实的方式，不是刘遗民的绝对回避，而是以不得不归田来表示对统治者的失望和反抗，并且在田园中执著于人生，与苦难的人民呼吸与共、生死相依。

此间，他还同刘遗民及另一个佛教徒、知名的隐士周续之经常往来，有好事者就把他们并称为“潯阳三隐”。周、刘二人都尊庐山东林寺中声闻朝野的名僧慧远为师，陶渊明可能因此曾一度成为慧远的方外之交。但他并不信佛，也不想参加慧远主持的一些宗教活动，因为他崇尚的是随着大自然生生息息的变化而生活的自然人生观。早在公元402年7月，慧远发起白莲社时，在家守母丧的陶渊明因对佛教教义不感兴趣，也不愿受佛教礼法的束缚而没有人社，而周、刘都主动加入了白莲社。公元403年慧远与桓玄就沙门是否应敬王者展开辩论，涉及了人的形体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第二年，桓玄篡位，慧远作了

，，《沙门不敬王者论》，又谈到形神关系。他认为人的形体死后而精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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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宣所三世轮回，追求来世。到公元412年，慧远又立佛影台来证明人死神存，并写有《万佛影铭》，宣扬人的精神可以离开形影而独立

存在，影响很大。周续之、刘遗民这样有文化的隐士也相信“形尽神

不灭气陶渊明对之深表不满。他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把思考的结果

写成了《形影神三首》组诗。在诗的序言里，他说：“人无论尊卑贵贱

贤愚，都很爱惜自己的生命并为此奔波忙碌。这其实是很糊涂的。所

以我要详述形和影的苦恼，并由神来加以辨析宽解。希望喜欢探讨这个问题的人，都了解自然之理。”

陶渊明对人生有限提岀了三种解决方法：及时行乐，立善求名，听任自然。而他向往的是听任自然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但这只是一种理想。三种人生态度各有利弊，还会在一个人身上共存，陶渊明也不例外。《形影神》组诗对人生的思索，标志着陶渊明哲学观、人生观的成熟，从此他为自己的归隐和固穷守节的田园生活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

后来，东晋大司马刘裕夺权建立了宋朝，陶渊明的好友周渎之两次应招入京，他的忘年交颜延之也受到了刘裕的重视。陶渊明用深邃的目光审视封建帝王统治下的现实社会，看到世风日下。人们只知追名逐利，为了权势不惜采取任何卑劣的手段，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权臣国君，莫不如此，更不用说朋友的反目成仇。对社会彻底失望的他，再次把目光投向古代那些固穷守节的隐士。有发誓不食周粟，归隐首阳山，采野菜为食的伯夷、叔齐；有穿破衣、戴破帽，经常挨饿却面有喜色的子思；有坚持义节，不受封而归隐于徐无山的田子泰。陶渊明又想到人生苦短，生命虽然像皎皎的云间明月，像鲜艳夺目的花儿，但终究会变得黯淡无光。世人追逐的名利到头来也是一场空，于是他决心在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乱世，不做趋炎附势、闻风变节的

假隐士，而要像傲霜挺拔的青松一样，固穷守节，至死不悔。

笃于友谊志操脱俗

陶渊明本来就笃于友谊，晚年的陶渊明更加珍惜这生命之花。自从江州刺史王弘与陶渊明一见如故，州里如果来了哪位风雅客人，王弘总忘不了请陶渊明到场作陪。一则是因为这时陶渊明已是地方名流，二则是王弘趁机请朋友吃酒，公私兼顾。就在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那年秋天，西阳（今湖北黄州）太守庾登之被征还都，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谢瞻也将到郡里赴职。王弘在江州为他们饯行，送行的酒席设在江州城东溢口（今九江市溢浦）的南楼上。庾、谢二人都是一代名士，王弘便请陶渊明来作陪。宾主四人在南楼坐下来互话离别之情，并饮酒赋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由于同王弘的往来，陶渊明又结识了王弘的部下庞参军。除了同乡庞遵外，又多了一位姓庞的朋友。庞参军也是一位高雅之趣的诗人，他像颜延之一样，推崇陶渊明的为人，便主动同陶明结为邻居。他们经常互访，一起读书、饮酒、切磋诗艺、赏析诗文、创作新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两人间这种纯洁的友谊一直持续了近两年。

公元423年春天，庞参军奉命出使京都建康（今南京），临行，来向老朋友陶隐士告别，并送上自己写的一首赠别诗。陶渊明为朋友的真情深深地感动了，他设酒为庞参军饯行。本来由于年事已高，又患病多年，身体羸弱，陶渊明好久不写诗了。可这一次他无论如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于是写下一首五言诗，抒发离别之情。同上次在王弘座上送客不一样，这一次的离情更浓。因为这是知己之别呀！

友谊是陶渊明晚年最温暖的阳光。在这美丽的阳光里，他忘掉了人生的艰难，命运仿佛有意回报这位节操高洁的老人。庞参军走后不

久，他的老朋友颜延之又来了。颜延之由于性格偏激耿介，在朝廷里得罪了权贵，被贬往始安郡做太守。他在往始安郡的路上，经过潯阳小住，便天天跑到老朋友陶渊明那儿饮酒。酒逢知己千杯少，酒喝得多，话也说得多。他送给陶渊明二万钱，陶渊明知道老朋友的心意，便没有推辞。延之走后，陶渊明便把这些钱一分不留地送到酒店去，当作了预支的酒钱。从此，陶渊明便经常到酒店里去沽酒，在一次次酣饮中品味友谊、品味人生。

由于饮酒过多，加以年老体弱，陶渊明不时旧病复发。虽经医治，时好时坏，由于治病，家里花费很多，本来就贫困的陶渊明更是一文莫名了。公元416年夏天，陶渊明62岁的时候，江州大旱，又遭了蝗灾。陶渊明一家的陈粮吃完了，新粮还没成熟，家里几乎断了炊。临

近年关时，陶渊明家里又几近断炊，他已经十多天没好好吃一顿饱饭了。感到又饥又乏。这时，新任江州刺史檀道济来拜望陶渊明。檀氏

见陶渊明生活苦成这样，便打着官腔说：“贤能的人活在世上，如果天

文明盛世，政治清明，为什么自找苦吃呢？”陶渊明听了，冷冷地回答说：“我哪里奢望做什么圣贤呢，我根本达不到圣贤那样的道德和才能。”檀道济碰了软钉子，又假惺惺地赠给陶渊明粮食和肉类，陶渊明坚决拒收，檀道济只好无趣地走了。

第二年，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秋天，陶渊明63岁。年老久病的老诗人渐觉大限将至，于是最后一次拿起笔，写下了《自祭文》和《挽歌诗》。在《自祭文》中，陶渊明回忆了自己充满艰难，但又顺任自然无愧无悔的一生，他写到：“摔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在《挽歌诗》中表示对自己生死的彻悟：“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亲戚

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迁体同山阿。”《自祭文》和《挽歌诗》，是这位中国文学史上最朴素最真诚的诗人的自我祭奠，也是他用清澈渊深的生命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两个月后，大诗人陶渊明永远告别了人生旅途，与他服膺了一生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在当时文人眼里，比陶渊明名气大得多，堪称文坛领袖的颜延之一听说老朋友去世，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来为陶渊明送行。按照当时的习俗，德高望重的人死了，应该加个谥号，一则为了褒扬死者，二则为了教育世人。颜延之等亲朋好友一致认为陶渊明一生心胸宽广旷达，得以善终，又廉洁克己，志操脱俗，应该加一个谥号。于是颜延之征询了陶渊明亲朋的意见，依据有关谥号的典书古礼，将“靖节征士”的谥号敬奉给了这位名扬域内的大隐士。

r千百年来，陶渊明之隐无人能比。又有多少人对此提出过异§

议，认为，既然是名满天下的大隐士却又在笔下鞭挞政治的黑暗，就不应该消极避世，就应该站出来，做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如果抛开这个观点，不去探究陶渊明的该隐与不该隐，单就其做人来说，足以敬示后人了，他让人知道了什么是骨气，什么是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