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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旷达之忍（第3页）

第二天早上，李定把谢表交给了神宗，首先弹劾道：“苏轼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既是反对新法，也是对皇上不满；说’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发泄自己对职位的不满情绪，实是未将皇上放在眼里。”李定还说苏轼有四条“可废之罪”：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四是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神宗看了苏轼的谢表，果然脸色不虞，再加李定煽风点火，果然有些怒气了，舒亶见火候已到，便趁机举出“确凿证据”，说苏轼存心险恶。舒亶说：“苏轼反对新法，证据确凿，对每一种法令，他几乎都作诗诽谤。他包藏祸心，怨恨皇上，无人臣之节，确属事实。陛下发钱已业民，苏轼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行考核官吏的新法，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严禁私盐，他就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望陛下明察。”

舒亶的这一招的确恶毒，苏轼的这些涉及新法的诗并无攻击讪谤之意，无非是描述了行新法后产生的一些现象，但在舒亶的嘴里，都成了恶毒的攻击，在此情此景之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果然，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神宗还是下令把苏轼拿问。

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押岀湖州途中，百姓夹道相送，失声痛哭，足见苏轼之得民心。押到开封以后，投于乌台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一o“乌台诗案气

这时，朝廷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曹太后在弥留之际，要神宗千万别冤屈了苏轼；神宗虽然年轻气盛，但也并未想杀苏轼，只是李定一伙人极力谄害，企图置之于死地。第二天上朝，李定竟把苏轼的诗交给神宗，并说苏轼又在狱中大发怨怒，神宗看完诗，觉得莫名其妙，就问李定诗上写的什么，李定一惊，才想起自己害人心切，竟未看诗稿。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帮助李定的人见神宗态度已变，都见风使舵，替苏轼说情。就这样，在审无证据的情况下，苏轼被释放出狱。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这里，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躬耕东坡，留下了许多佳话。

不合时宜远谪蛮荒

元丰八年（1085年），38岁的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由高太后摄权听政。

高太后一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掌权后，她免去了王圭的宰相职位，重新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因反对新法而遭贬斥的人物也陆续复用。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官。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但是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在政事堂会议上，他说：“天下所以不能大治的原因，失误在于用人不当，而不是法本身的错误。如今要全盘废除新法，实属大错！”

此言一出，不仅司马光大惊，整个政事堂的气氛都为之凝固了。司马光不解地问：“你我过去一向反对新法，况又遭新党之害，为什么还要为新党新法说话呢？”

苏轼说：“一切据实情而定，乃是为官为政之道，不应存党派门户之见，也不应有私人政见之争。过去王安石急行新法，确有不当，但如今尽废新法，万万不可！”

司马光一听，厉声说道：“尽废新法，皆如旧制，本相已决，不必再议！”说完转身走岀政事堂。

苏轼也很生气，回家后直骂：“司马牛！司马牛！”吃完午饭后，他捧着肚子。问左右的人说：“你们可知此中装了何物？”一女仆答道：“都是文章。”苏轼摇头。又一女仆说：“满腹都是机关。”苏轼更摇头。唯有爱妾王朝云笑笑说：“学士老朝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长叹一声说：“知我者，朝云也！”

这样，苏轼又遭到了司马光的旧党的排斥，处境很艰难。他曾叹息说：“如随众人，内愧本心，上负明主；不其操，知无不言，由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他接连上书，要求外任，高太后体谅他的心情，便让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岀知杭州。在苏轼出知杭州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曾两次被召还朝，又两次改换任所，实在是疲于奔命。后来，苏轼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又改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其弟苏辙也被任命为宰相。

自哲宗10岁起。苏轼就是他的老师。哲宗此人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喜忠诚老练之人，在一些政敌的攻击之下，哲宗逐渐疏远了苏轼。哲宗亲政以后，就尽废高太后在元祐年间所做的事，吕惠卿等奸佞之徒也陆续引进，新党全部还朝，苏轼当然在劫难逃。年近六旬的苏轼被以”讥斥先朝“的罪名剥夺了职务，贬至广东，在途中又被贬

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惠州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苏轼以其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自己动手，全家人开荒种地，日子居然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当地，他仍和在杭州、徐州等地一样，尽其所能地为百姓做事，在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然而苏轼的厄运并没有结束。不久，他又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琼州即现在的海南岛，在当时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62岁的苏轼来说，这是一次迫害性的流放。虽然苏轼做好了抛骨琼州的准备，但还是以坚韧超脱的态度活了下来。

元符三年（1100年），24岁的哲宗去世，宋徽宗赵佶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于是苏轼在被贬琼州三年多以后被诏还朝。在还朝的途中，苏轼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的文人学者和无数的百姓夹道欢迎。不幸的是，苏轼病死于北归的途中。

苏轼果真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新党当权反对新党，旧党当权他反对旧党；新党上台贬他，旧党上台也贬他。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并非由于他命运不济或是不通世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刚正直率，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正大人格。不愿意忍气吞声。

苏轼用■■极高明而又中庸”的生活方式来对待自己周围的一：-切，达到了中国土大夫在人格修养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天Ij地境界。而这种理论上的境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达到的。这种人生境界的文化意义和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道出了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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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隐于山林观于世

人的思想中有些不占主要地位的因素，在一定的历史时机下，也会一跃而成为影响人行动的决定性因素。

寄情山水乃是小忍，身在仕途，察黎民之疾苦亦是小忍。寄情山水落个清闲、察黎民之疾苦落个好名声。唯有跳出污浊的官场，隐于山林，又能察黎民之疾苦才是大忍。

壮志难酬辞官归隐

陶渊明一生热爱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好读书，不求其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他的曾祖父是晋朝的开国元勋陶侃，曾官至大司马，不幸到陶渊明这一代家境衰落，父亲又早逝，不幸中的万幸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陶渊明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

出仕做官本非渊明宿愿。他从青少年时代便向往一种如鸟儿一样欢快自由的生活，养成了直率的性格。但是另一方面，他从小就接受了儒家入世的教育，自己的曾祖又是名将，在那样一个重视门第观念的时代里，青年陶渊明也不能真正免俗，在社会交往上，常常被大户人家瞧不起，所以他“少年罕人事”，懒得同人家交往，经常逃到自己的爱好里，并且自负出身的高贵，自诩祖宗的荣耀，而对门阀世族表示傲视，以此获得心理平衡。他在27岁得子俨时写的《命子》诗里，

把古代唐尧，历代名臣如陶步、陶舍、陶青等来做祖先，接着又把曾祖、祖父、父亲三世的功名地位一口气颂扬出来，对儿子进行教育，激励他要继承传统有所作为。这都表现出陶渊明的等级观念。

约在公元380年，晋太元五年时，《三礼》专家范宜开始在江州豫章（今江西南昌）提倡儒家六经学说，开创了当地经学研究的风气。当时名士谯国、戴逵等都很景仰他，不远千里投其门下，读书声令人想起孔子的家乡齐鲁，10年之后，豫章太守盛倡经学，设立学校教授当地大姓子弟，人数多达几百人。从此，“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可见，儒家学说在当地还是很发达的。另外，江州刺史王凝之于公元391年冬集中了中外僧徒88人，在庐山翻译佛经，而他又很笃信五斗米道教。可以说，陶渊明周围的思想氛围是错综复杂的。

青年陶渊明虽然“性本爱丘山”，不以俗事为扰，但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他怎能不想到社会上一展鸿鹄之志呢？他之所以迟迟不肯出仕，除了个性的原因，实在是由于门第衰微，一下子找不到适合他意愿的职位。

然而，实际的生活问题迫使他行动起来。29岁时，他第一次岀仕，做的是江州祭酒。刺史王凝之非常迷信道佛，他的官府常常是道士和尚禳灾咒鬼的地方。甚至后来在孙恩起义时，他非但不采取实际行动，反而躲在家里虔诚地祷告神佛派天兵天将来助阵杀敌。做这样人的属下，陶渊明建功立业的希望自然要破灭了。而且，祭酒的职位很低，要按上级的吩咐行事，陶渊明不堪忍受各种约束折磨，脑中不时萦绕着美丽恬静的田园生活。所以，不久陶渊明便辞官回家，闲居起来。

在这期间，东晋王朝风雨飘摇朝政腐败，奸臣横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陶渊明本来就对做官不感兴趣，目睹朝纲的黑暗他再也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