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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立门户 大唐奠基（第5页）

炀帝噤声不语。他以颤抖的手解下自己的衣带，把它递给令狐行达。令狐行达接下衣带，把它挂到炀帝的脖子上，炀帝遂被勒毙。

隋炀帝一死，李渊拥立的代王杨侑明白自己的傀儡皇帝生涯已经接近尾声，年轻的隋朝末代帝王把已经日渐破碎的大隋江山交到李渊手里。隋帝杨侑下诏让李渊戴皇帝用的有十二旒的冕，并立天子的旌旗，像天子那样出入警戒，禁止行人来往。王后、王女的封号，都依照旧规办理。又派遣使持节、兼太保、刑部尚书、光禄大夫、梁郡公萧造，以及兼太尉、司农少卿裴之隐将皇帝的印玺进献给李渊，李渊貌似谦虚，不断推让。百官联名上表劝李渊即帝位，李渊还是没有接受，经再三上表，李渊才接受。隋帝杨侑退位居于旧府第。

李渊的起兵真是借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光了。隋炀帝游行扬州，流连江南穷奢极欲忘掉了江山，最后被近臣所弑，群龙无首，大丈夫当待时而动，多少豪杰都揭竿而起了，何况李渊有雄厚的资本呢，这是天时。李渊手中有生力军，又在帝辇附近，旌麾一指，就到京城了，这是地利。李世民这小子，虽然年轻却野心很大，结交豪杰，早作了准备。何况李渊几个儿子包括女儿女婿都积极入股，大家同心协力要买断老杨家的股份，不但控制了民间资本还控制着大量的优势股份——就是那些不敢蛰伏的隋朝冒险家们，这是人和。

公元618年，李渊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唐，以长安为都城，改隋义宁二年（618年）为唐武德元年（618年），揭开了大唐的历史序幕。

4、深不可测的开国君主

高祖李渊在人们的头脑中一直缺乏应有的印象，在儿子太宗“贞观之治”的盛名下不免有些黯然失色。殊不知，李渊真正是一个胆略超群、富有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仅善于把握时机开创了一代帝业，而且目光远大，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奠定了大唐帝国的基业。作为辉煌灿烂的唐帝国的奠基人，李渊不仅具备我国历史上所有创业者的杰出政治才干和胆识，而且还拥有很多政治家不曾具备的品格。

说起唐高祖李渊，如果没看过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没有在古史的字里行间追根溯源，总会让人联想起被时下热播的电影电视剧歪曲至极的一个窝囊老头形象。

即使在官修的正史中抑或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中，高祖也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平庸君主：他轻信宫中妇人之言和朝廷中的闲言碎语，而赏罚不甚分明；他耽于打猎游乐，而在政治事物上不大尽心；他优柔寡断，在立太子这样有关国本的事情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主意……总之，他缺乏担当大事的气魄，他似乎并不符合一个开国的英明君主的模式，所谓的“因人成事”似乎就是专门指的像他这样的人——他完全是因为他第二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太宗世民才成为皇帝的。甚至于在起兵兴唐这件事情上，也似乎是被逼迫而行的，而不是他自己的本意。

然而，在和高祖同时代的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却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记述。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温大雅翔实地记述了唐朝建立的过程，他指出：是高祖策划了太原起兵，而且正是由于他的英明指挥而使唐军在夺取隋都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大唐创业起居注》中，高祖被描绘为一个善于决断的领袖，一个足智多谋的战略家，而世民却在整个过程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

按照《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在决定起兵太原及后来一系列征战的过程中，高祖都表现了他卓越的指挥能力和决断的性格以及足智多谋的本色。

作为唐朝的奠基人，高祖李渊的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却一直被他的儿子、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耀眼功绩所掩盖。李世民的政绩是非常突出，但李渊的奠基作用也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事实上，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上发展创造的。在建立和初创唐朝的过程中，李渊不但有着过人的军事谋略，还有宏大的政治谋略，正是他全面的治国安邦，才使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有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唐高祖在政权建设、用人制度、政治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都给唐太宗开创了新局面，贞观之治的取得不应该忽视李渊的重要作用。

在政权建设方面，唐高祖李渊也为唐太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和纳谏方面李渊还给儿子做出了榜样，不过，这方面历史上讲得最多的还是唐太宗。

在总结隋朝用人方面，唐高祖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成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

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

唐高祖还有著名的《罢贡异物诏》，禁止进献珍奇之物。他说这样会玩物丧志，隋末的皇帝因为奢侈浪费，喜好奇珍异宝，致使臣下纷纷进献，结果闹得民怨沸腾，国亡身死。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

唐朝中央建立的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吏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县以下是乡、里，现在的“邻里”一词便与此有关。

唐朝主要赋役制度是均田制和租佣调制。

均田制：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60岁以上）、笃疾、废疾的人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百顷降至五顷。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此外，各级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

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做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即人多地少）往宽乡（人少地多）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实施均田制之后，又实行了租佣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布三尺七寸五），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十五天则免调，加三十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唐朝的租佣调制与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唐朝进一步完善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就是地方向国家推荐、“进贡”人才。

科举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受重视。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明经科考帖经、经义、时务策，以帖经为重，其实就是考死记硬背。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策，这科很难考。故中明经较易，中进士较难。录取比例，明经约为1／10—2／10，进士则为1％—2％，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在法制方面，隋朝末年，隋炀帝随意破坏法制，致使用法混乱。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约法十二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李渊称帝建立唐朝之后又废除了隋炀帝徒有虚名的《大业律》，让裴寂等人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法，制定了较完备的《武德律》，这是流传下来的《唐律》修订所依赖的基础。

唐朝的军事制度即府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到唐朝沿用。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人了府兵制度中。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可以免掉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

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

在唐朝，儒家很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与此背道而驰。李渊最后没有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因为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他退位让给了李世民。但李世民也赞同傅奕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的观点，虽没有灭佛，但毕竟没有迷信佛教。《西游记》中说唐太宗李世民极其重视佛教不太准确，和事实有很大出入。

唐高祖的文化贡献还有下诏编撰《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书，引用的古籍共有一千四百三十一种，所引的古籍保存至今的不足十分之一，为现在的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古籍。还有修史方面，在李渊时已经下诏开始，为后来的史书修成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总之，唐高祖李渊的工作是全方位的，严格来说，是他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唐太宗是完成了“贞观之治”。这正如统一全国的战争是李渊全面统领部署的，但真正统一则是到唐太宗的时候才最终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忘记李渊对“贞观之治”的巨大贡献。

可以说李渊是一个胆略超群、富有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仅善于把握时机开创了一代帝业，而且目光远大，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奠定了大唐的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