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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作品研讨（第2页）

绪林是典型的传承了这一传统并发扬光大的一位作家。绪林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源于他对社会历史的感知，自觉不自觉地敏感地呼应了某种社会思潮，他的创作折射出了乡土中国的历史性格和人文性格，切入了隐秘的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也切入了中国社会的演进变革的一角。

几位文学大家如此评价我的作品，我深知这是对我的厚爱、鼓励和鞭策。我在《野滩镇》的后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我的作品也许没有多高的思想水准，也许没有多大的政治价值，也许没有强烈的时代感，但我是用深情之笔饱蘸着激情的热血，来状描过去那个年代生存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关中汉子和关中女人，以及秦风秦韵。我以素朴和宏阔的叙事，驾驭所图摹和展现的“关中匪事”，不仅是一部“关中土匪”的惊世传奇，更是一曲秦人的慷慨壮歌。我坚信我的作品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旨意，有益于世道人心。相信读者一定能从中看到这些。

再者，我以为写小说就是作者与读者聊天，用陕西话说就是“谝闲传”，不是与陌生人谝，而是和朋友谝。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魔幻玄虚、志异怪味……啥都可以谝，但不可用教训人的口气，不要扮演教主的角色，谝者高兴，听者愉悦，如此而已。

如果作者把自己的信仰和思想能在聊天中让读者欣赏，甚至愉快地接受，那就是高手。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还要说的是，此前我打电话邀请陈忠实先生出席研讨会，当时陈老师已染恶疾住院治疗，他在电话中说我送他的书收到了，向我表示祝贺。每每念及，热泪盈眶。

2016年4月29日，陈老师仙逝，我写了一篇缅怀文章，全文如下：永远的陈忠实

4月29日是个黑色的日子。

早晨起来，我打开手机看着微信，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映入眼帘：今晨七时四十分左右，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京医院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虽然我知道陈老师罹患重疾已有一年之久，但还是不能相信。网上常有虚假信息传播，我希望这一条消息是假的。可我的希望落空了，原因是陕西省作家协会随后发了讣告。

只觉得一阵心痛。多好的一位老人，说走就走了……想写点啥，却神思恍惚，脑子里尽是陈老师往日笑谈的身影……

此时此刻，我从书架上取出《白鹿原》坐在书桌前，手里翻动着书页，思绪一片翻腾，回忆与陈老师交往的种种……1993年《白鹿原》面世，轰动文坛，一时洛阳纸贵。我托朋友在西安买了一本《白鹿原》，一连读了三遍，感叹：“咋就写得这么好！”就想见见陈忠实。

其实，此前我曾与陈忠实老师见过多次面，只是心虚没敢上前说话。尽管在1987年我的短篇小说《黄虎》和他的短篇小说《到老白杨树背后去》刊发在同一期《延河》（第4期）上，这是我的作品首次上《延河》，心中兴奋之情满满，但我深知自己是文坛无名小卒，而他的名字闪光耀眼，我心还是虚的。陈老师不仅是陕西文坛的一棵大树，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沧桑，也凝聚着睿智。一部《白鹿原》不仅是他百年后的枕头，更是当代文坛的一座高峰。面对这座高峰，我这个无名小卒哪能不心虚？

2002年7月28日，杨凌示范区文联、作协成立，请来了时任陕西省作协主席的陈忠实。会上他认出了我，叫着我的名字，握住我的手，嘘寒问暖，一口的秦腔，溢满着亲切。这是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说话，他笑我也笑，他说话我点头，我的模样很傻，可他似乎并不觉得我傻，这个我从他的神情和眼神中可以看出。

那时照顾我生活的嫂子刚刚去世，陈老师问我现在和谁生活，我说和侄子。他沉吟半晌，说：“要成个家，生活会好一些。”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后我去省作协参加一个会，妻子陪着我，我们在会上见到了陈老师。陈老师握着我妻子的手连声说“好、好、好”。午饭时我们和陈老师在一个餐桌用餐，令我没想到的是，陈老师端起酒杯给我妻子敬酒：“谢谢你把绪林照顾得这么好！”妻子没经过这样的场面，加之不善言辞，只是感动得眼里泪光闪闪。

回到住处，妻子跟我说：“老汉那么大的名气，咋没一点儿架子？”

我说：“那叫大家风范。”

不久，杨凌一位作家出了本诗集，开研讨会时，邀请陈老师参加。吃饭时，他扫了一眼饭桌问我：“你媳妇咋没来？”我说：“来咧，在外边。”他说：“赶紧叫来。”我说：“她不好意思，不愿来。”他说：“说的啥话？给她打电话，就说她不来今儿的席就不开。”

不大会儿工夫，妻子进来了。陈老师埋怨说：“来了咋能不吃饭？赶紧坐，赶紧坐。”说着他端起酒杯给妻子敬酒。妻子诚惶诚恐又站了起来，红着脸不知说啥才好。陈老师说：“你是个实诚人，不要客气。我还是要谢谢你，你把绪林照顾得这么好。”

在座的人都很感动，我尤甚。妻子照顾我是她的责任，可陈老师每次见面都要感谢她，而且是由衷的，怎能不让我动容？我心底翻滚着一股热浪，久久不息……2011年陕西文学基金会成立，大会礼品中有一本是陈老师的书。会后许多人拿着他的书围着他签名。我的轮椅不能靠前，便让妻子拿着书也去请陈老师签名。陈老师拿着书问妻子我在哪里，妻子指了我一下，陈老师冲我笑了笑，埋头签名。片刻工夫，妻子拿回了书，我翻开一看，“供绪林一笑，陈忠实”。

陈老师是大家，亦是我的文学前辈，写下这样的话，实在令我诚惶诚恐，汗颜不已。但陈老师的谦虚由此可见一斑。

2013年5月，省作协召开第六次作代会，我再次见到了陈老师。一次会后，许多人和陈老师合影留念，我也想和陈老师照一张。陈老师被很多人围着，一个个排队照着。等照完了，我转动轮椅，准备靠近陈老师，没想到陈老师快步走过来，把我的轮椅转正，贴着轮椅的轱辘蹲了下去。我恍然一惊，赶紧伸出手臂扶陈老师起来。会务组的女孩子见此情景，匆忙去搬椅子。

椅子搬过来了，陈老师坐在我身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心底再次涌起一股热浪……

作代会结束了，大伙儿都准备打道回府。在电梯里，我和陈老师相遇了。电梯里人多，我们只是打了个招呼。等电梯到了大厅，他让我先下，随后他出了电梯，走出几步，又忽然转回身来对我说：“需要我帮啥忙就说，不要有啥顾虑。”那一刻我觉得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知道，那是感动得。

这次作代会，陈老师继续担任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虽然这不是什么谜底，没有任何悬念，但公布的那一刻，与会的文学同人们都给了他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

作家都是有个性的，轻易不会浪费自己的掌声。一个人能赢得他们这么热烈、持久的掌声，反映出这个人的人格魅力和他业绩的伟大！

去年我的“关中枭雄”系列长篇小说出版，省作协在杨凌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我想请陈老师出席研讨会，便打电话给省作协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说了我的愿望。国平老弟说，陈老师因病住院，来不了。这真是天大的遗憾！也是在这时我才知道了他的病况。

几天后，我去省作协给出席研讨会的评论家送书，自然给陈老师也送了一套（那时他还在医院，书托人转交）。

研讨会后，我给陈老师发去一则短信：“您好，陈老师！送您的书收到了吧？想请您出席我的作品研讨会，国平说您的身体欠佳，住院。不知您康复了吗？感谢您对我一直的关心！祝您早日康复！”

几分钟后，陈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声音虚弱，说他的病情不太好，又说祝贺我的五部作品出版，连说了两遍。我说想去看看他。他说大夫不让见人。我说让他多保重，祝他早日康复。他又说，祝你作品出版。

挂了电话，我的心情很沉重。从电话中听声气，他的身体很虚弱。我相信吉人自有天相，可怎么也没料到这是我和陈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此后给他发过几次问安短信，他没有回。西安的朋友不时给我传来消息，说陈老师在康复中，情况还不错。春节后我还看到他出席活动的网络视频，从面容上看，他似乎还胖了些。我很高兴，默默地为他庆幸、祝福。

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走，而且这么快。

手捧着沉甸甸的《白鹿原》，看着作者像，我禁不住黯然泪下……

在网上看到上海女作家潘向黎纪念陈老师的文章——《忆陈忠实，一位用血写作的作家》，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个名作家，不一定是文学史范畴里的好作家；一个好作家，也不一定是日常意义上的好人。但是陈忠实，他是位真正的名作家，更是一位真正的好作家。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位真正的好人。”

诚哉斯言！

现在都说文学创作有高原没高峰，我以为《白鹿原》就是一座高峰，一座当代文学的丰碑！行笔至此，脑子里忽然闪出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人生自古谁无死，有《白鹿原》做枕，先生可以安息了。

先生的名字将与《白鹿原》永存！

2016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