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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作品研讨（第1页）

一棵野百合在秋日里遭受了早霜的突然袭击，受尽了严冬风雪的蹂躏和摧残，但根没有死去，在春天里破土发芽，在夏日里绽放。虽然它只有星星般的一点色彩，没有秀颀丰满、招人喜爱的姿容，但它尽自己所能，默默地吐出一丝淡淡的清香，给百花园增添了些许芬芳。

2015年7月25日，陕西省作协、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宣传部在杨凌召开了“杨凌文学暨贺绪林创作研讨会”。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蒋惠莉，著名评论家李国平、畅广元、韩鲁华、仵埂、段建军、王维亚等，齐聚杨凌国际会展中心，出席研讨会。杨凌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郭建树致辞，对各位文学大咖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盛夏的阳光很是火热，研讨会会场的气氛更是热烈。各位文学大咖济济一堂，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各位师长、朋友对我的“关中枭雄”系列长篇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贾平凹如是说：

这一次到杨凌开这个会，我特别高兴，得到通知以后觉得一定得去。绪林的创作是非常丰富的，他还有别的方面的东西。

“枭雄”系列基本上是他的几部长篇，这几部长篇的内容基本都是差不多的，今天的会重点也在这个方面，别的谈得相对来说少点。当时我首先想到，关于一个作家，在我的阅读和认识里边，贺绪林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作，可以说是老作家，因为几十年一直在创作，一直在写，可以说是陕西文坛一位主要的作家，也是一个柱子吧，已经写了四百多万字，而且后劲无穷，我感觉越写还越老到一些，就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令我敬重，我非常喜爱和欣赏。

创作是以六十年为单元，也就是说以一生为事业。人一般情况就是活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一辈子的事情。文坛上有好多好多作家，他的某一部作品、某一篇文章写得非常有才华，非常好，拉长之后他有时就不行了。我觉得绪林能这么长时间地写，写的水平还非常高，这个恒久性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件事情发生在绪林身上更不容易。

前不久我和很重要的一个领导在谈这个事情，他说作家一方面要有苦难，一方面要用生命来写作。我觉得他这两点说得非常好。一是你有了苦难的经历，你才有东西要写，写的时候投入你全部的生命，就像陕西当代作家路遥、忠实呀，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起码证明了这一点。当然绪林也是这样，因为他的苦难除了社会给他的贫困和各种情况外，还有身体的原因给他带来的苦难，这个苦难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折磨着他。这些事情对生命来说不是好事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对于创作写作是极好的事情。再一点，他挚爱文学，坚持写作，也可以说他把对文学的热爱当成了一种兴趣，也可以说这是他对人生、对生活无奈的一种表达方式，更可以说这是一种生存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全新的、从生命的角度来写作，也可以说他这个人活到世上就是为写作而来的。

再一点，绪林还写了好多其他小说和散文随笔，在以后开其他讨论会的时候讨论他的随笔散文，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话题来谈这个问题。今天主要是谈这个“枭雄”系列。这个系列我读了以后很有感觉，因为前不久我读了外国很有名的一位作家的一部长篇，名叫《失忆年代》。《失忆年代》写的是对一个年代的反思和控诉。绪林这个系列写的是枭雄，他是写中国而且是写关中，写了一个年代，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样一个年代是容易出枭雄的，有正史意义上的枭雄，也有野史意义上的枭雄。从现代意义来讲，正史上的枭雄就被称为英雄，野史意义上的枭雄就被称为土匪。如果超越社会阶段、阶级和派系的话，从长远来看实际上是一回事情，不管他成为英雄还是土匪，实际上对一个人来讲也是一样的。他这个系列写出了一个年代，同时也写出了一系列人物。每一部书的主人公你看上去都是形象鲜明，而且都是能够起风云的人物，很传奇，很有特点，很有张力。我阅读的时候就想到了这样一个事情：我当时看张爱玲小说的时候很有感触，张爱玲一生都在写《红楼梦》的片段。她虽然没有写出《红楼梦》，但她写的是曹雪芹的初稿和文学记录那样的片段式作品。

看绪林这一系列这么多的土匪、这么多的枭雄人物出现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水浒传》，不是说绪林就能写出《水浒传》，而是说他作品中塑造出来的基本上是梁山上或者还没有到梁山前的人物故事。实际上《水浒传》就是写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最后上到梁山，一百零八将中好多人都没有故事了，大多数都是上山之前的事情。

再一个，这个系列又写出了人性的恶善与丑美这方面的东西。之所以被称为枭雄，肯定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和社会背景等各方面的原因吧。当然，每一个人物出来的时候都有长处和短处，他在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方面还是写得非常丰富的，这是这个系列的另一个特点。

还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这些作品写出了关中的风土人情。

在我看来，关中题材的作品不管短的长的，风土人情写得比较痛快的，写得比较美的而且比较硬朗的，我觉得绪林这个系列掌握得比较好，而且他给这样的风土人情的作品增加了好多东西。他里边牵扯到好多方面，就连逢年过节这些东西都写得非常到位，而且作品的那种很丰腴的感觉就出来了。另一个特点就是，他写出了民间丰富的方言口语。我觉得他对关中的方言表现得最充分，而且特别多，特别硬朗，特别有趣。他写的那几句唱词之所以能被到处传唱，也是这方面的原因。我觉得这个系列在这几个方面写得非常好。

再一个我要强调的是：绪林确实是一个写故事的高手，他写的故事特别传奇，特别吸引人。我也写过土匪，一般的土匪一定要写出传奇的地方，我写的是四个小中篇，绪林写了五个长篇，每一部故事都不雷同，这是很不容易的。能写这么多故事的人确实不多，而且写得引人入胜，情节大起大落、错综复杂、收放自如，让你读起来放不下，我觉得这点很好。还有一点，我觉得有说书的干练和痛快。绪林写的是最基层的、民间的，就是说书的传奇性的继承传统方面的成分还是非常多的。再一个，笔墨也是非常硬朗的，也比较美。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你是什么样的心态，你就拥有什么样的健康。他是把心态和健康拉到一块儿讲。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是什么心性就出什么文章。我觉得虽然绪林行动不便，但是他内心是硬气的、大方的、豪爽的，他是个能量比较大的人。

我再谈另外两个方面，比较有意思。为啥绪林热衷于写这种题材？他又没当过土匪，家族也没有当土匪的经历，而且身体又不方便，他为什么能不停地写那个东西？一般情况下，身体不方便的人会写些哀愁的、哀怨的东西，这个靠近灵魂的方面，史铁生的路子更适应，但是绪林却把土匪的行为写得特别豪放。我心里就琢磨：他这个人看起来行动不便，实际上他内心有英雄和草莽情结，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想，他前世可能就是个土匪。这是我想的一点。

再一点，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家现在普遍对咱的抗日题材的电视剧不满意。当时我也琢磨这个事情，实际上编剧和导演是把抗日题材作为一个框式来创作，这样我就想到了绪林为什么写土匪。他写土匪不是说写土匪，就像香港的金庸写武侠不是在写武侠，或者绪林只是把这变成一种写作的框式，用这个模子来经营“我”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有意思了。把抗日题材当作一种框式来写，土匪、武侠都是形式，实际上是在写文化、人性、生活等方面的东西。我生病住院时，几乎都是凌晨两三点还在病床上看金庸的小说，小说中有常规武侠小说里的打打杀杀，但他写的也是对人生的一种看法，而不仅仅是写那些侠士。

绪林写土匪也不是给土匪树碑立传，而是借这种框式来抒发他生命的一种豪放、豪爽气的东西，这个我说不清，但我能感觉到这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我再说两三句，绪林在故事的精彩和传奇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如果后边再要创作，要向人生的意义或者哲理方面掘进，使作品在社会和审美这个层次上再能提高。因为现在大家读完后还不是很满足，读完以后就好像故事完了，应该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比如说金庸写武侠小说，他也是借武侠这个框式来创造他的一个艺术世界，但他里边有很多中国传统哲理的东西。再一方面，它有唯美的东西，写得特别有意思，语言上、作品境界上也特别有意思，包括《新儿女英雄传》，你读完以后会觉得写得特别有意义也特别美。现在大家一说有意思没意思首先是从政治上来谈了，政治又不是大政治，是一种眼下的政治，一种时令性的社团式的政治。这种政治不是从大的方面考虑问题，但从金庸的作品里你能感觉到他脑子里边没有这些概念，他都是从人生方面来谈的。对金庸作品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绪林这个系列以后再要写，需在境界这方面再扩大一些，而不是仅仅围绕土匪他一生做了些啥，这土匪你已经写得很精彩了。我衷心期盼能从他的下一部作品中看到这样的东西。

讲到这我基本就讲完了。再一次向绪林表示祝贺！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蒋惠莉说：贺绪林是我们陕西省的优秀作家，身残志坚，笔耕不辍。多年来，他不仅坚持自己创作，且对残疾人文学创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位饱含深情的执笔者，以匪事为题，写出了关中大地上的一段段警世传奇、慷慨壮歌。“关中枭雄”系列小说独具特色，其中由《兔儿岭》改编的电视剧《关中匪事》的影碟甚至被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宾，可见其深刻的影响力和文化传播价值。

该系列小说故事性强，情节张弛有度，悬念丛生，高潮迭起，带给读者极好的阅读享受，且人物形象鲜活，刻画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反映了深刻的人性。作品在小说的叙事和语言风格上也有鲜明的特点，尤其是陕西方言的运用十分自如，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对关中风土人情的熟悉和了解，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著名文艺评论家、西安音乐学院教授仵埂先生说：贺绪林的创作在陕西作家群里是独树一帜的，他创作的时间很长，也准备得很早，作品也有了一些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匪事”系列作品被拍成电视剧，影响更大，他也成了社会关注度很高的一位作家。

他是从1994年开始对民国时期的土匪故事产生兴趣的，并且陆续写出《兔儿岭》《马家寨》《卧牛岗》三部。其中第一部《兔儿岭》被改编为电视剧《关中匪事》，播出之后，影响甚大。2006年后，他又陆续写了两部同类型作品——《最后的女匪》《野滩镇》。2015年6月，太白文艺出版社将他前后所写的这五部作品一并推出，取名为“关中枭雄”系列。

在“关中枭雄”系列中，我着重以《野滩镇》和《最后的女匪》作为考察对象，来论述贺绪林“匪事”系列作品的特征、价值和意义。《野滩镇》还是沿袭《兔儿岭》肇端的路径，写得更圆熟、更吸引人。《最后的女匪》在创作上亦有一些变化和突破。“关中枭雄”系列的阅读促使我对贺绪林整个“匪事”系列作品的叙事伦理进行思考。这种类型的小说有着它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个传统被作者在长期的艺术修炼中掌握了，运用得较为得法，门径熟稔，所以取得了良好的创作成绩。

该系列作品对中国传统“匪事”类题材有独到的把握和见解。好莱坞的西部片也是以匪事为主，中国古代文学，如司马迁的《游侠列传》等亦为此类题材，这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不完善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民间情绪化宣泄和表达。贺绪林小说中的“对抗性冲突”，区别于许多传统戏剧中的“欺凌性冲突”，如《野滩镇》中的彭大锤，侠肝义胆，快意恩仇，让读者感到痛快，有宣泄情感的功能，并能唤起人的深思。

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畅广元先生说：读了两部绪林的作品，我说四句话：身是残疾身，胸怀凌云志；盼国正官清，谱写枭雄史。他的作品里有个商会会长叫许云卿。许云卿是当地的首富，在总结人生经验时说“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看到这里，我就想到绪林写“枭雄”系列的原因。他盼望的是国正官清民安，国不正官不清民难安，枭雄崛起是当然。这五部作品警示我们，国要正，官要清。国不正、官不清，则民不安，国将危矣。

陕西文学院院长，诗人、作家王维亚说：《周易》上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是将阴阳学讲的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说做人做事你光努力是不行的，你要把这个事做成就必须要从做人上下功夫，你要有那个“厚德”才能把这个“物”载起来，你光去努力做事是做不成的。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作品的时候得说人。

我与绪林兄这么多年的交往，他给我留下了三个印象：第一个，人比较正。所谓正，就是清正、中正等意思，就是常说的那个中正无私，跟他交往、谈话时就觉得他有是非观，有坚守。第二个就是这个人比较淡。淡就是淡泊的意思。八年前我到过他家，条件不咋的，屋里空空荡荡。之前他一直在农村小院住着，一直是潜心创作。写小说真的不容易，在种种文学门类中，小说在我个人来看最缠人，我个人对写小说有一种畏惧感，觉得那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内心感觉到绪林兄那么投入，也不求其他方面的利益，就像《论语》上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就是有这么一种境界。第三点就是人比较静。就是心归一处地做这个事情。而且我可以很坦率地说，我跟他作为朋友，我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身体上有残疾的人。我思想上没有这个概念，在人格上他是健全的，劳动是完整的，创造是完整的。至于身体上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心里一直是这样感觉、这样认识的。

下来我就说说读后感吧，他一下子拿出来五部小说，真的是让我非常吃惊。这种劳动真是值得尊重的，真是值得庆贺的。

《兔儿岭》我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两个下午，就是坐到沙发上盘着腿在那儿读。我认为现在的人写那个年代，总有一种隔膜感。但是读绪林兄的这种小说很接近那个时代，没有那种生疏隔离感。就是说他那讲话也好，叙事状物也好，方方面面是符合那个时代的。其实我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的，看关中这一带发生的事很有一种阅读享受。绪林兄的故事很好地反映了民国时代。绪林兄一定程度上在写儒家文化的一些东西，那种忠、义、仁等方方面面的东西，实际上在匪的身上都有体现。那种讲话是算数的。刘十三说：“把你的腿拿回去要给谁交代？”许云卿说：“我把我的腿给你，给你以后你就不能再惹我了。”刘十三说没问题。一直到小说的结尾，刘十三说话都是算数的，实际上他在匪的身上宣扬、褒奖这一种文化的东西。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段建军说：贺绪林小说里的故事我小时候都听过。我是武功人，他的小说把武功这一带男子汉身上所具有的血性写得非常充足，也十分感人。他写的匪就像个匪，雄就像个雄，不管是个体的生存也好，还是一个家族的生存也好，还是一个村庄的生存也好。

当人处于丛林环境的时候，假如他还讲丛林以外的法则，那就是自取灭亡，不想生存。所以贺绪林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他对男性身上野性的挖掘是相当充分，也是相当有力，而且他对小说里人物的安排，对他们的生存奋斗层次性的排列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按照类型小说的方式把人物的性格推向极致，是感性的极致、血性的极致，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所以读他的小说，你会感觉小说非常有力、非常痛快，也非常能打动人。

当然要写这个土匪枭雄，最好还是加一些浪漫传奇的色彩，这浪漫传奇的色彩其实我觉得就是枭雄故事里边与生俱来的东西，怎样让它审美地浪漫起来、审美地传奇起来，也是今后在进一步打造这个故事的时候所需要增加的东西。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韩鲁华说：

贺绪林的“关中枭雄”系列小说是传奇演义里的里程碑式作品，采用中国传统的“说古今”的叙事方式，在社会历史和民间传奇的基础上，将传奇性、民间性和演义性充分融合，演绎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十分吸引人。

小说是“官、匪、民、兵”的故事结构，讲述了当时社会四股力量的恩怨纠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以及深刻人性。人物形象突出，血性十足，尤其是《兔儿岭》中的墩子和《野滩镇》中的彭大锤，刻画得极为成功。小说抓住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将每一方面都写到极致，充分展现了关中人的文化性格。

贺绪林将自己过去出版的“匪事”题材五部长篇加以修改，以“关中枭雄”系列为总题出版，起码在体量上给人以浩瀚之感。他已经完成了一次创作上阶段性的艺术建构。他因其特殊题材叙事，在陕西当代文学中独具风貌，但更高的艺术殿堂等待着他。

研讨会由李国平主持，他是茅盾文学奖评委、《小说评论》主编、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他说：

绪林的创作以侠士、侠客、土匪见长，这些在他的创作中掩映着。“关中枭雄”系列小说是对乡土文化及社会历史的影射。

中国作家对土匪的书写有悠久的传统，曾经的狭义化审美到了新时期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学术思潮、人文思潮。贺绪林的小说源于他自身对社会和历史的感觉，折射出乡土生活的历史性格。

“匪事”类小说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眼界，以及对特定时代的认识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