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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创新发展敢于突破（第1页）

商海无常，谁都难以预料。但怎样才能在变幻无常的商海中捕捉住战机，靠的就是“创新”。福建商人是中国现代商业经济中的一支最具潜力的舰队，他们敢打敢拼，艰苦奋斗。福建商人都是一些永无止境、永不满足的财富追求者和事业建设者，他们勇于突破创新，力求发展。应了那句“破门而出能飞天，冲门而进能翔海”。

1。突破传统，转变观念

失败与成功往往是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遥”往往就取决于一念之间。许多时候，只不过是转换一下观念，向前迈出一步，我们就可以到一个更广阔、更激情的世界中去。

福建商人就远远走在了前面，他们是最早觉醒的一群。他们不仅为自己做了贡献，也为后来者带来了启示，观念更新其实是很容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无可厚非。

陈肇雄就是福建商群中的典例。

陈肇雄1961年出生于福建莆田，1978年考入华东工学院计算机系。毕业后进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开始从事机器翻译方面的研究。1986年，他又考取了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全面向机器翻译的理论和开发系统进攻。1988年，由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智能型机器翻译理论体系，并两次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有影响的论文，博士生学业尚未读完他就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1989年获博士学位后，他在计算机所主持智能型机器翻译的研究课题，同时参加国家计算机科学技术学科发展战略研究。1992年，年方30的陈肇雄晋升为中科院研究员。在别人眼中，这一连串的成就光辉无限，令人羡慕，人们由此都预期他将在计算机研究领域里大放异彩，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尖端技术专家。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前途无限的人却会去下海经商。

事实上，陈肇雄并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他在计算机研究领域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只不过他忽然间明白了，科研与下海本是可以合二而一的事情，并不冲突，知识和金钱是可以置换的物品，只需要观念的催化就行了。

当然，那时知识经济的气候也还未形成，没有好的知本创业环境。不过这对于陈肇雄来说却不成问题，因为他所拥有的，正是当时最热门最急需的实用技术。他在一次展览会上发现了这一点，在1991年12月举办的“香港电脑软件展览会”上，陈肇雄课题的研究成果引起轰动。正如中国科技交流中心与国家科委火炬高科技产业中心在事后的总结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被公认是展览会上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不仅受到2000多专业人员的洽谈光顾，而且被确认是目前国际上同类系统中水平最高的。因此，当场就有30多家外商表示愿意合作，并有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地的10家公司希望投资联合创办公司，进一步开发该系统，使其商品化。”过去是时势造英雄，如今是市场造老板。认识到自己的科研成果的巨大开发潜力，陈肇雄便顺水推船，趁势下海了。他在众多的公司中选择了出价在2000万元以上的7家进行谈判，最后确定与香港权智公司合作。合作条件是：袖珍版智能英汉机器的翻译系统，一年成果使用期，陈肇雄课题组每年至少获得保底利润74万美元。表面上看，这一条件很苛刻，但名列“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工业家”榜的权智公司董事长谭伟豪，以其特有的经济头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陈肇雄课题组所提出的所有条件。

事实上，机器翻译技术涉及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数学多门学科，是国际公认的高技术研究的难题之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高性能机器翻译，是世界上即将形成的庞大的语言处理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被国际权威机构列为“21世纪世界十大高科技产品”之榜首。各国研究者正在这一领域展开激烈角逐，谁先解决了语言翻译的技术难题，谁就可以率先占据市场制高点，取得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的市场控制权。1988年，我国将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正式列入“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由中科院计算机所牵头，中国科技情报所、中国科健公司、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几十名机译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攻关课题组，攻关这一项目。陈肇雄是这个课题的带头人，经过数载奋斗，IMC一EC一863智能型英汉翻译系统开发成功了。鉴定委员会认为，这个系统在理论基础、总体设计、系统实现和应用效果方面，总体上超过了国内外各系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其实，陈肇雄等人研制出的这套机译系统，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可以把英语译成汉语，更重要的是它能对每个英语单词的不同用法进行全面描述和形式化表达。在这套系统中，有90万个英语词汇、2000条通用规则、15万个汉语词条、几百万个汉语句型、10万个汉语惯用型，可以说是一部大型英汉词典。同时它还具备让计算机识别的功能，一个英语单词往往有众多用法，该系统可以让计算机根据上下文，自动判断出准确的中文含义。如果它的词库中没有相应的汉语词汇，它可让计算机自动推理，然后翻译出中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工智能。这套系统是凝结了国内多个研究领域的众多优秀科研人员的智慧，在几年内通过反复推敲测试完成的，其所达到的程度，并非随便什么人在短期内就可以超过的，尤其是在市场上根本还不存在有强大的竞争力的翻译系统的情况下，势必可以长期占主导地位。权智公司在付出74万美元使用技术将近一年后，也欲罢不能，于是在期限将届之际，公司又提出了投资数百万美元在深圳与中方合资组建公司的要求，这一结果其实是陈肇雄早已预料到的。

权智公司在得到甜头之后，回过头来又找上了中科院。1992年10月，合资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金740万美元，投资额1800万美元，中方以陈肇雄领导的中科院计算机机译开发中心的技术股占50％，按合同规定，权智公司每年至少还要支付开发中心200万美元的技术使用费。陈肇雄这个具有科研、经营双栖身份的闽商就这么一下子从研究室冲天而起，成了语言信息处理产业的排头兵。

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经济意识一旦觉醒，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由观念的更新所带来的冲击不亚于一场革命，许多机会都在变革中诞生。正由于21世纪将是知识产业大兴的一个百年，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将成为最具潜力的资源，不再被愚昧践踏，不再被浪费。作为闽裔儒商的陈肇雄所给我们的启示也就在这里。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新事物层出不穷，固守传统、拒绝改变只会被社会淘汰。在日新月异的商海中，变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为了适应环境，商家必须突破固有思维，敢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此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商场。

2。先人一步的生意最赚钱

古往今来，成功者往往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的。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先一步地投入了创业洪流，比别人更先一步地用智慧去换取财富。

福商能够聚敛巨额财富，往往就在于他们能够先人一步。

新加坡大世界游艺场前有一条“金声路”，新加坡河上有一座“金声桥”，二者均以早期星洲华侨陈金声的名字命名。18世纪，陈金声的祖父从福建永春来马六甲经商。1805年，陈金声诞生于马六甲这个古城。14岁那年，陈金声带了少许资本，到新加坡开创金声公司：由于他精通两种语言，从经营小本生意到后来增加资本扩大营业，很快在商场上崭露头角。当时他和陈笃生被公认为商场上双杰。陈金声更放眼世界，除了在本地设总行外，也在马六甲和中国上海设分行．成为当时企业界的翘楚。

印度尼西亚的黄仲涵街则以印尼糖业大王黄仲涵的名字命名、黄仲涵，原籍厦门灌口李林村。他是小刀会军需官黄志信的第二个孩子。1866年生于印尼三宝垄。少小接受两种教育，成年后佐父经商，除继承父业主持建源公司外，还投标承包厂三宝垄、日惹、梭罗及泗水等地的鸦片专卖，从中获得巨利。

1893年，黄仲涵将建源公司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随着甘蔗强迫种植制的取消及自由贸易的发展，黄仲涵积极从事蔗糖的生产及贸易。他经营了甘蔗种植园，并从1894年起先后接办了5家糖厂。这5家糖厂是：巴基斯（Pakies），年产糖13000吨；里约阿贡（Rejoagung），年产35000吨；丹卡尔朗径（Tanggalangin），年产20500吨；波奈（Ponen），年产12000吨；克列贝特（Krebet），年产21000吨。5家糖厂总计年产101500吨糖。这5家糖厂的总面积为7082公顷（17500英亩），总投资约达一千万盾。其中里约阿贡糖厂是印尼最先电气化的工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碳化”糖厂。从1910年至1914年，建源公司每年平均出口糖15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争影响，出口量下降至6万吨。1919年至1925年间又增至7万吨。战后由于欧洲等地砂糖较缺，需求量大，糖价由1913年的每百公斤11盾6角5仙涨至1920年的53盾4角5仙，因此建源公司经营的糖业空前扩大，远销世界各地，获得巨额利润，1923年，全荷印有糖厂179间，其中华侨办的13间。黄仲涵的5间糖厂共产糖86万担，占华侨糖业总产量的57%，黄仲涵因而有“爪哇糖王”之称。

1918年黄仲涵又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一家木薯粉厂，兼生产酒精，厂址占地为2000公顷（约5250英亩），连同种植园共有33万亩，年产量达270000担。它拥有工人3700名，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家木薯粉厂，产品远销欧美各地。

黄仲涵除了主要经营糖及木薯粉外，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木薯干、胡椒、玉蜀黍、花生、蓖麻籽、香茅油等。

为了适应上述贸易的扩大及发展，黄仲涵先后在荷印的雅加达、泗水、井里汶、日惹、梭罗、楠榜、锡江、万雅老、万隆、玛琅、棉兰、坤甸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伦敦和新加坡是建源公司最主要的贸易及商品集散中心。1910-1911年度至1914-1915年度的5年间，伦敦分行已出售72万5千吨爪哇糖，平均每年出售约14万5千吨。

1906年，黄仲涵在三宝垅用400万荷盾的资本创建了“黄仲涵银行”，并在泗水设立分行，作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后来又扩大经营火水灾及人寿保险，代理经营了7家保险公司的业务。

1911年，黄仲涵把他的经营扩展至航运业。他在新加坡创办了“协荣茂轮船公司”，购有三千吨的轮船“南荣”、“万丰隆”、“极乐谷”、“强盛”、“强安”等，往来于印尼及新、马各地。后来又经营了“顺美轮船公司”，增加“顺安”、“万宝源”等9艘轮船，成为荷印华侨航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这一期间，建源公司每年平均出口蔗糖15万吨。第—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再次扩大蔗糖生产，在东南亚和英国、荷兰的一些大城市设立分行的办事处，黄仲涵因而被誉为印尼的“糖王”。黄仲涵还开展多种经营，先后创建“黄仲涵银行”、“协荣茂轮船公司”、“木薯粉厂”等企业，成为东南亚华侨首屈一指的巨富。

黄仲涵经营的事业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在于：从1890年起，适逢荷印殖民政府改变其殖民经济政策。黄仲涵及时利用这种机会，先人一步，积极改组其贸易结构，发展甘蔗种植，兴建糖厂，扩大经营范围，大力开展国际贸易，从而使公司业务迅速发展。这里还可再举一例。1920年至1924年间，由于糖业贸易兴旺，吸引了不少华侨商人也进行砂糖的投机买卖，因此一度曾供过于求，糖价暴跌，华侨糖商破产者不少。黄仲涵一度也亏损数百万盾。正在这一时期，有一次他的代理人请示他是否还要买进，结果黄仲涵出人意料地决定继续收购所有要出售的原糖。后来。果然糖价又回升，黄仲涵不仅弥补了原来的亏损，而且还获利。并投资甘蔗种植园．取得经营糖厂的特别许可。

平庸的人走在别人的后面，成功的人自己选择道路，抢先走在别人的前面。从陈金声和黄仲涵的创业经历可以深切领会到这一点。

3。创新要有拓展精神

受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福建人天生就具有一种拓展精神，这种与生俱来的拓展精神使得他们在变幻莫测的商海中不断的创新与发展。

19世纪的侨商巨富胡文虎就是凭借这种创新精神从中医开始，最后走出侨乡，走向南洋，几经周折发展为富豪的。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医生讲究的是悬壶救世，因而往往也就忽视了自己的技艺所具有的商业价值，所以最后能成为富豪的医生从来就不多。而胡文虎则与人不同，他不仅具备闽南人以商为本的天性，还具备一种突破性的思维。无论从事什么，他很快就能从中发现其商业价值，自觉向商业发展。正由于传统的关系，从医生成为富商，不具备这样的商业意识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从富商成为富豪，不具备这样的商业意识也是做不到的。商业意识使胡文虎始终在前进，在突破旧的，创造新的。

胡文虎的经历在闽裔商人中有其独特性，他虽是福建永定籍人，却出生于仰光。有趣的是，因他少年顽劣，作为当地中医名家的父亲专程把他送回永定老家上学。由于在南洋接受了西方开明思想的启蒙，在闽南永定县中川，又受到了家乡商业追求的影响。胡文虎自幼就表现得与普通孩子不同，屡有奇言异行。有一天下雨，老家私塾的墙几乎倒塌，胡文虎十分感慨，站起来说：“我长大赚了钱，一定盖一个新学堂。”先生问他：“你赚了钱后怎舍得盖学堂呢？”他铿锵有声地说：“舍得花钱的人才能赚钱，吝啬鬼是赚不了钱的。”中川附近有条小河，胡文虎常去河里游泳，好几次几乎溺死，伯父阻止他再去。胡文虎说：“南洋到处是海，我不会游泳，长大了怎能去南洋赚大钱？”1908年，他的父亲在仰光去世，父亲经营的仰光永安堂药铺便交由胡文虎继承。但令人惊异的是，父亲谢世不久，胡文虎便破了“三年勿改父道”的古训，将店中所有现款全部取出，只身去了香港。亲朋好友误以为他去花花世界玩乐去了，纷纷骂他是不肖之子，但胡文虎行前却振振有词：父亲辛苦打下的事业是要继承下去的，但仅是这样还不够，要寻找良机把永安堂的事业发扬光大。到了香港，他与合作伙伴们广泛交流，一举稳定了合作关系，得到香港药商们的赏识。

胡文虎确实有自己的想法。年纪轻轻接手永安堂后，胡文虎受到了多方面冲击：一方面，由于父亲去世，人们对胡家的继承人没有足够信心，胡氏企业因而下滑；另一方面，工业化的西药冲击了中药的市场，使胡氏企业渐露颓势。比如人们患了感冒，只需服几片阿司匹林即可康复，效果既快，花钱也不多，而煎熬中药却显得麻烦，疗程也长，花钱也要多一些。在西医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后，西药便逐渐呈现取代中药之势，如果不进行改革，中药业显然很难再有大的发展。基于对中医药理的了解，胡文虎坚信中药具有西药无法替代的优势，比如纯天然、副作用少等等，但关键在于，中药是否也能具有西药的某些适应现代生活的优点。就这样，胡文虎想到了把中药制成中成药，以方便服用。到香港他为的就是这个，他要去摸清市场行情，建立合作关系，以顺应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