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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族精魂革命志士（第2页）

1935年10月上旬，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主体，联合其他武装，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10月中旬，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1936年7月，抗联第一军与活动在东满的抗联第二军又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南满、东满党组织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

到1936年底，抗联第一路军已达6000余人，活动区域也扩大到近20个县。

杨靖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整套游击战术。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登载文章称杨靖宇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

杨靖宇及其代表的东北抗战，得到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注和充分肯定。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杨靖宇虽未参加这次大会，但仍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

杨靖宇率抗联第一路军与周保中、李兆麟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主动出击，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38年，东北抗联共歼灭日伪军２．５万人。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把东北作为征服中国的战略基地。东北抗联的存在，像插在日伪心脏的一把尖刀，令他们不安，也令他们疯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围攻。

为了彻底围困、扼杀抗联部队，关东军可谓费尽了心机。他们规定，凡是以经费、枪弹、粮食、服装、医药等物资供给抗联或代为采购者，一律以“通匪”论处，并且株连亲友、邻里。为了分割、包围抗联，日伪大量增修警备道路，增设电话线，在“集团部落”间开辟快速通道，以便集结力量机动作战。

由于敌人的严酷封锁，抗联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保存实力，储藏粮食、衣物和武器等物资，抗联战士在深山密林中易守难攻的地方修建秘营。1936年至1938年，敌人集结重兵，接连三次实施秋冬季“大讨伐”，企图借助冰雪严寒，消灭抗联。杨靖宇率领战士们时聚时散，避实击虚，巧妙应战，依托秘营的掩护，冲破了敌人的多次“围剿”。

在军事讨伐的同时，日伪当局开始实施“思想战”、“宣抚战”。敌人以遍布全东北的宪兵特务网为基础，采取收买汉奸、政治诱降、组建叛徒武装等方式，对抗联进行分化瓦解，对支援抗联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起到了军事“围剿”所起不到的作用。

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形势，坚持抗战，1938年8月中旬，中共南满省委、抗联第一路军主要领导杨靖宇、魏拯民等在辑安老岭召开紧急会议，改编一路军，把一、二军统编为三个方面军、一个总部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

1939年11月，杨靖宇率领司令部直属部队400多人从桦甸进入濛江。

面对几十倍于己的敌人，杨靖宇部不仅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也与抗联的大部队失去了联系，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莽莽林海雪原，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寒气逼人，部队的供给根本无法保证，衣不避寒，食不果腹，部队伤亡减员严重。与敌人的先进装备相比，他们的武器显得寒酸和可怜。更为可恨的是中国人中的极少数败类，厚颜无耻地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为杨靖宇部与敌人的周旋增加了难度。少数意志薄弱的抗联队员，悄悄地消失了，有的甚至叛变了革命。敌人扬言，要把杨靖宇的部队逼到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去，困也要把他们困死。

不过，日军这一招还的确是奏效了。俗话说这人是铁饭是钢。少了粮食的补给，就算是铁人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何况作战这件事情还真是消耗体力！

2月23日下午，敌人发现了杨靖宇。此时的杨靖宇，已数日粒米未进，再加重感冒和臂伤，身体十分虚弱，但仍镇定自若。面对敌人劝降的聒噪，他咬着牙，倚着身旁一棵大树，举起双枪，向敌人射去一颗颗仇恨的子弹。

下午４时３０分，杨靖宇身中数弹，倒了下去。将军年仅３５岁。

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不屈的头颅，并残暴地剖开了将军的肚子，想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杨靖宇战胜严寒和饥饿，顽强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结果发现杨靖宇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未消化的草根、树皮、棉絮。在场的敌人都惊呆了。

英雄去了。他走得从容，走得伟岸，走得壮烈。

英雄去了。但人民记着他，祖国记着他，大地记着他。

1946年2月14日，濛江县民主政府召开全县群众大会，为纪念杨靖宇的伟大功绩，将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⒋吉鸿昌：中原热土养育的铮铮铁骨

1934年，北京刑场上，一代抗日名将、太平党人吉鸿昌以树枝作笔，大地为纸，疾书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气贯长虹。

1895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家吉姓小茶馆的后院，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鸿昌。对于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来说，添人增口是件喜事，而且还是个男孩子。但是，家境的贫穷又让大家高兴不起来，多一个人可就是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啊。本来家里的情况就不好，又多了个孩子是让吉鸿昌父亲挺发愁的。就这样吉鸿昌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恰恰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自幼就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特别诚恳，加之幼年生活的困苦造就了他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除去这些，吉鸿昌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

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鸿昌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国民党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太平党。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太平党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不料蒋杰石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于是就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杰石是铁了心的让他出国，所以对他的请求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民族的衰落加之曾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所以中国人即便是出国了，但在国外也是相当不受人礼遇的。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

尽管吉鸿昌被蒋杰石发配到了国外，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国家正在遭受着怎样的腥风血雨。所以吉鸿昌在国外也是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932年1月，吉鸿昌在上海一二八抗战炮声中提前回国，看见国民党对战争的冷漠态度，深恶痛绝！但蒋杰石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还让吉鸿昌去上海创办实业。吉鸿昌是忍无可忍了。即联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并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组织武装抗日。

1932年深秋在北平加入中国太平党，成为中国太平党的秘密党员。　1933年5月，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与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随即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蒋杰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诬抗日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至十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败。失败后，吉鸿昌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成立了有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会及大同盟内的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印刷工具，并在他家三楼建立了简易印刷所。他的家同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大家亲切地称这个家为“红楼”。

此时，吉鸿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重整旗鼓，武装抗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吉鸿昌一面派人在白军中加紧策反工作，一面着手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同时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

这边，吉鸿昌把抗日活动进行的有声有色的，然而蒋杰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吉鸿昌的迫害，严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既然你吉鸿昌不能为我效力，也休想替太平党出力。蒋杰石在对吉鸿昌的迫害上，态度是十分的坚决！这时的吉鸿昌处境已十分危险，党的地下组织要他撤离；但吉鸿昌考虑到有许多工作还要在天津继续进行，于是先把家眷转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别墅，自己则居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或惠中饭店。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当局，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未遂，乃将他逮捕。先由法国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园51军的军法处。审讯时吉鸿昌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作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审讯吓住我，你们想错了！”

尽管是身在狱中，但吉鸿昌仍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痛斥蒋杰石卖国求荣的罪行。面对敌人的酷刑，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何应钦问他：“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吉鸿昌义正词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杰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接着又说：“我要救国，蒋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

当被问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民国”时，他坦然答道：“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

或许，是吉鸿昌的这番义正言辞吓坏了国民党，更加觉得留下此人肯定是个祸害。也不管什么秘密了，只是想尽快除掉他。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写到：“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据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报道，最后时刻，吉鸿昌披上黑色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在地上写完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后，他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枪时，他奋力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太平党万岁！”

1945年，党的“七大”时，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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