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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第1页）

在另一篇报道中，该报资深科学记者威廉·L·劳伦斯也说，有关日本人伤亡的一切都是「骗局和宣传」。（事后证明，这个劳伦斯居然从美国战争部领取工资。）

那么该相信谁呢？做出选择似乎并不困难。因为美国军方也站出来说，伯切特是受了日本宣传的影响。

曼哈顿项目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否认了辐射中毒的说法，后来他虽然承认核辐射存在，但却声称那是一种「非常令人愉快的死法」。

事实上，并不只有伯切特一个人发出不和谐的声音。

《芝加哥每日新闻》也写了一篇关于另一座核爆之城长崎惨状的报道，洋洋洒洒25000多字，却彻底消失了。

有一场规模庞大的掩盖行动，正在幕后发生。而掩盖的后果是，人们无法认识到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力。

大家热烈地赞同使用这种新型武器，在纽约市一次民意调查中，赞同比例一度高达85%，而且有23%的受访者希望在日本投降前扔下更多的原子弹。

伯切特十分担忧，他的《原子瘟疫》并不是在为日本战犯说话，而是警告全人类核武器的威胁。

这个威胁如此巨大，却不为人知。也许就在下一次战争，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纽约、巴黎、伦敦、上海……都有可能成为又一个广岛。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供人们追逐消遣。到了1946年，大部分人都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去关心一年前发生的事情？

广岛25万平民发生了什么，依旧是一个谜。可伯切特已经无能为力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审查员不仅没收了他的胶卷，并且撤销了他的新闻许可。

但有一名记者，从一开始原子弹被扔到市中心时——关于这一点，军方最初又说了谎，他们说投放的地点是工业和军事基地——就感觉不对劲。

约翰·赫西翻看着各家媒体的报道，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将关注点放在物质损害上，比如《纽约时报》的比尔说，被毁建筑约为68000座；却很少有记者去关注人的故事，战争中那些无辜的平民，除了伯切特的报道。它在西方媒体中，第一个提到了核辐射及其对人体的可怕影响。

约翰·赫西

一定还有无数的信息被隐瞒了，如果不亲自去一次广岛，真相，将永远无从知晓。

一种绝望的感觉笼罩着赫西。他意识到，原子弹这种新型武器，不只是伤害一个人，而是威胁到了全体人类。

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它的威力相当于1。5万吨高爆炸药，可用量只是0。9千克的裂变铀235，它让种族灭绝变得多么便捷、多么高效率啊！

「作为一名记者，」赫西后来回忆说，「我别无选择，只能写下（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催生出的世界。」

时间已是深秋，在一次商务午餐上，赫西与《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讨论了广岛。

战争会改变一切，精致的《纽约客》也不例外。

当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纽约客》开始向世界各地的前线派驻记者。他们脱离搞笑，变得越发严肃。

他们讲述了很多有关战争时期人类暴行的故事，比如纳粹德国对俘虏的残酷虐待。他们担心，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遗忘速度会越来越快，可是还有那么多、那么残酷的战争暴行，还没有被揭露出来。

如果人类善于遗忘，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将它们写下来，变成白纸黑字，让教训被记得久一点。

于是，他们一方面与美国政府保持「合作」——按照政府制定的战时新闻规则做事，同时配合陆军部，将新闻提交审查；另一方面，又为赫西的真相之旅提供经费。

可是，广岛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它处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占领当局（以下简称SCAP，职员包括数百名美国公务员与军事人员）的管理之下。

任何人想要进入日本，都必须向SCAP申请准入许可。

政治审查成了进入广岛的最大障碍。赫西，是「有资格」进入的人吗？

二、开往中国的船

对赫西来说，中国总以某种奇妙的方式，拨动着他的命运之弦。在获准进入广岛之前，赫西先回了中国，这让他偶然找到了可以用来讲述广岛的腔调。

之所以说「回到中国」，是因为赫西是在这里出生的。1914年，中国天津，他出生在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但他并不信教。10岁时，他被带到美国，成年后又作为《时代》的战地记者，被派驻重庆。

在1945年，他没有留在美国过圣诞节，而是跨越太平洋，来到了上海。从这年夏天开始，他就已经着手复习自己的普通话了，现在已说得越来越好。

他可以直接与我们当地的农民交流。有一次，一位见多识广的北方农民居然和他聊起了广岛。

这位村民虽然搞不清楚杜鲁门、丘吉尔或斯大林，却能以我们的公里为单位，准确地说出被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