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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探索1（第2页）

中共“一大”是在法租界召开，但并不是说就受到了法租界的保护。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青年学生，没有地下斗争经验。会议开到五分之四时，突然有个人闯进来，闯进来后连忙说，走错了，又把门拉上走了。年轻的代表们当时没什么经验，以为真是有人走错了门，大家继续开会。幸好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个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荷兰共产党人，他当即提出不行，这个地点已经暴露了，立即转移。马林此语一出，代表们刚开始还有所犹豫，但新生的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是具有上级指示意思的，于是大家立即转移，决定把剩下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召开。中共“一大”代表刚转移不久，法国巡捕就冲进来抓人了。

我对路易说：“你好好看看，法国巡捕冲进来抓人，你说我们党成立要感激你们，我说我们新生的共产党差点儿被你们一网打尽了。”他说：“哎哟，还有这个事，我们真应该向你们道歉。”

从中共“一大”会址出来，我问那位德国军官，“现在该你建议去看什么地方了？”没想到这位德国军官提议去的地方，其潜在目的竟和法国军官如出一辙。他说：“我们能不能看看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最早引进德国顾问的，你们中国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成这样，不要忘记我们德国顾问曾经在这个过程中对你们作出的贡献。”

通过这两件事，两个外国人，两位外国军官——他们后来都分别当了德国和法国的驻华武官——对我们党和我们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充分认可的。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党没有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垮台了，还会有人认可我们吗？显然，那位法国军官绝不会以中共在法租界成立为荣，那个德国军官也绝不以孙中山最早聘请德国顾问为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上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支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莱恩?克洛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ManWhoLost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仅仅被归结为“运气”二字，克洛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个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洛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介石弄明白。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