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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章(第1页)

但仍须讥笑他几句。」

除此之外,鲁迅还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什么。」

紧接着,鲁迅对胡适的笔伐之战逐渐达到了最高潮。

1933年,由于胡适一直不希望中日之战爆发,并提出两国代表交涉、中日缔结新约等折中调解的方法。于是,《申报·北平通讯》报道了胡适关于「(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言论。

此言一经报道,瞿秋白就立即借用鲁迅「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出卖灵魂的秘诀》的文章,并在文中对胡适骂道:「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随后,鲁迅于1934年7月17日写了一篇杂文《算账》,并对胡适讽刺道:「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1935年元旦,上海《东方杂志》发表了胡适的一篇《关于民治于独裁的讨论》,并在该文中流露出了心中对当前时局的失望、政局的不满,以及政治改革的不同意见。他的这些带有批判性质的文字和国民政府正在鼓吹的所谓「救亡图存、新生活运动」的大政方针显得格格不入。而此时的胡适,也登上游轮,慢慢地朝向香港驶去。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重病突然离世。伴随而来的,这场长达十年的胡鲁之战也落下帷幕。

鲁迅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随即就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并在信中对鲁迅破口大骂道:「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个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的势力……鲁迅不仅身体病态,心理也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胡适看到苏雪林的谩骂,他极力为鲁迅辩解,并在回信中写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当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求助时,胡适不但十分乐意帮助许广平的推荐,还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委员,并且积极有效地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奔波。当《鲁迅全集》出版后,许广平还特意写信感谢胡适的鼎力促成,并称赞他是「功能无量」。

1958年,漂泊在台湾的胡适在谈到鲁迅时,他动情地说道:「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帮人不大十分做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

最后,胡适又开心地说道:「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备案号:YX11MjgD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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