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客令》下得很突然。事情的始末是:有一个韩国人,名字叫郑国(很怪异),他来到秦国,知道秦王好大喜功,就向秦王建议,修建一条大渠。可以引泾水入洛水。
这渠长三百里,对秦国的农业大有好处,但工程十分浩大。
后来这桩案件暴露了,郑国确实是个杰出的“水工”(水利工程师),但也是韩王派来的奸细,之所以给秦国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是想以修渠来消耗秦国的国力,免得秦国向东拓展得太快。
天下的局面到了这会儿,谁都看出来了,六国亡于秦,也就几年十几年内的事。但是,诸侯们锦衣玉食惯了,谁也不想亡国了怎么办,能享受一天算一天。所以把这种修渠的主意也拿来实施,能多维持一天现状,就是好。
这个修渠“疲秦”的阴谋一暴露,立刻引起了王室与贵族老秦人的愤怒。多少年来,高官让客卿们做着,老秦人反而下降为二等国民。这下子可找到一个出气口,舆论顿时沸腾,要求驱逐所有的外来宾客,因为他们都有间谍嫌疑。
这种情绪,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客卿们虽不是秦国人,难有“祖国荣誉观”,但他们到秦国来,是为了施展个人抱负的,秦国给他们提供了舞台,他们就能演出得很精彩,最终受益的还是秦国。从秦穆公起,凡是秦国有为的君主,都能坚决抵制地域观念。
因此,以地域观念来排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落伍的见解。这种流弊,至今也还不算绝迹,本土与外来户孰优孰劣之争,在某些地方,还是颇有市场的。
秦王嬴政本不是昏聩之主,但当他看到吕不韦的势力遍布朝中,也很感不安。尤其想到在吕不韦当政时期,外来者大批入秦,投到吕氏门下或占据政坛要津,这会不会潜藏着颠覆的危险?于是,他顺应舆论,断然下了《逐客令》。
逐客,是为了对付吕不韦的,所谓“修渠行间(搞间谍活动)”只是一个由头,总不能说逐客就是为了要铲除前“仲父”的势力吧?
君主的意见,就是法令,逐客进行的相当彻底,没有任何通融。包括很受嬴政器重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他已经打起行囊,离开咸阳,走到五十里外的骊邑了,想想心有不甘,就给秦王写了一封奏章,要阻止秦王自毁长城。
这篇奏章,就是著名的论辩雄文《谏逐客书》。
李斯的才华是罕见的,他的这篇文章,留下了千古美名,后世还收入了《古文观止》,成了学子作文的普及读物。
这文章,滔滔雄辩,用事实说话、用推导法说话、用归谬法说话,环环进逼。
他先用穆公重用百里奚与蹇叔、孝公重用商鞅、惠文王重用张仪、昭襄王重用范雎的实例,证明这四世君王重用客卿没有错儿,使秦国由弱致强,成就帝业。
接着再说,假如大王您只用秦国国货,那么您就没法儿享用六国的珠玉宝贝、宝剑骏马、乃至郑卫美女了,只有眼馋的份儿。即便郑卫的流行歌曲也甭听了,只能重新拍着大腿、敲秦国的瓦罐儿。
然后李斯用了一句“太(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样的宏大语言,逼秦王向真理低头。又把秦王逐客比喻成借兵给敌国、送粮给盗贼,而后疾呼“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大王啊,您这样逐客以资敌国,不是亡国的搞法吗?
上书时,李斯已在被逐的途中,不说也是被逐,所以他豁出去危言耸听了。
一番激烈的言辞,特别是“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这句,把嬴政给雷到了。
上书的结果是,嬴政立刻撤消了《逐客令》,派人把李斯追回,官复原职,应该说更倚重了。
嬴政明白了,过河的时候不能拆桥,拉磨的时候不能杀驴。于是他对六国来的宾客更加客气,甚至对其中的傲慢者,也能做到忍气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