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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礼坏乐崩（第2页）

黄河，长江

不妨再看春秋诸霸。

春秋诸霸有三个特点。第一，除晋国外，都不姓姬。齐姓姜，宋姓子，秦姓嬴，楚姓芈（读如米）。吴号称姓姬，越号称姓姒（读如四），其实无姓。第二，除晋和宋在中国（中原）外，其余都在边缘。齐在东夷，秦在西戎，楚在南蛮，吴和越在百越。第三，称霸的顺序，是先黄河后长江。具体地说，是先在黄河下游（齐），然后黄河中游（晋和宋），然后黄河上游（秦），然后长江中游（楚），最后长江下游（吴和越）。

这可堪称“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连接起黄河长江的，是晋和楚。实际上从晋文公到楚灵王，霸主的位子基本上是由晋楚两国轮流坐庄的。这一百年间的历史，又可以分为晋国主霸、晋衰楚强、晋楚相争、晋霸复兴、晋楚共霸五个阶段。其间，由于楚人北上争霸，晋国的霸主地位只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同样，由于晋国南下联吴，楚国也扩张受阻，野心难以实现。[10]

这才有了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的弭兵大会，中原地区暂时获得了和平。历史的舞台，则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演出的大戏，也由齐、宋、晋、秦、楚“五侯争霸”，变成楚、吴、越“三国演义”。

所以，楚人北上争霸，晋国南下联吴，都意义重大。

意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更是文化的。我们知道，作为春秋诸霸中唯一的姬姓大国，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吴国虽然自称姬周之后，却其实可疑，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相反，他们“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却是事实。可见，就算吴人的先君太伯和仲雍是姬周，也早被蛮夷同化，因此“弃在海滨，不与姬通”。[11]

问题是几百年过去，他们都一直不与姬通，现在为什么通了？因为深知落后就会挨打，这才锐意学习中原诸夏。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甚至专程前往保存两周礼乐最完整的鲁国，在那里观摩学习，对周礼周乐顶礼膜拜，其热情一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于是到阖闾的时代，吴国的文明程度竟然已经“比于诸华”，跻身于华夏民族之林了。[12]

吴国的崛起，并非没有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中的族群对先进文化的向往，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自称姬周胄裔。那与其说是对自己历史的远古记忆，不如说是对华夏文明的身份认同。同样，我们也能理解诸姬、诸夏、诸华为什么会认可吴人的说法，那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自豪。

一个秘密，也由此部分地揭晓。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有三个唯一。其中之一，就是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所谓“第一代文明”，就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出来的，包括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夏、克里特、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这六大文明，其余五个都湮灭和陨落了。唯独夏文明，发展为商，发展为周，发展为华夏，发展为汉唐，发展为中华文明。其中奥秘，竟在何处？[13]

有三个词极为关键：华、夏、中国。

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物证据，在何尊；最早文献证据，在《尚书》和《诗经》。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所说的“中国”，指成周（洛阳）。《尚书》和《诗经》所说的“中国”，包括商，也包括周，还包括遵守周礼的中原各国。可见那时的“中国”一词，有三层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国和族群；三、传统文化所在地。

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华夏。夏指地区或邦国，叫诸夏；华指人民或族群，叫诸华，也叫华人和华族。华夏之所在，称为“中国”。中国与华夏合起来，叫“中华”。

那么，界定一个地区或邦国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华，看什么？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准，在春秋就是周礼和周乐。

因此，遵守周礼的中原诸侯自称中国，把周文明圈以外的楚、吴、越看作蛮夷（楚、吴、越则称前者为中国或上国）。甚至就连秦，虽然占有宗周旧地，也被看作戎狄。[14]

然而争霸战争把这个成见打破了。在黄河与长江的交响中，华夏改造着蛮夷，蛮夷也影响着华夏。最后，秦、楚、吴、越，包括被他们吞并和改造的其他蛮夷戎狄，都加入到同一行列来。中国的范围扩大了，华夏的队伍也壮大了。百川归海的结果，是文明的扩容，更是延续和推进。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

融合的同时，是解体。

解体也是必然的。首先受到冲击的，则是封建制或邦国制。这个制度的核心，不仅是封邦建国，也包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按照传统文化，这才叫“天下有道”。[15]

但这是王权时代的事。到霸权时代，则征伐皆自诸侯出。这本身就是礼坏乐崩。何况蛮夷如楚，是既不尊王，也不攘夷，只争霸。争霸，就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争霸，就不能墨守成规。井田、宗法、封建、礼乐这四大制度，还能继续维持吗？两周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还能再保持吗？

实际上，楚、吴、越三个蛮族的次第称霸，本身就意味着两周的制度和文化风光不再。所有的传统都面临挑战，而且必将被刷新。因此，先是周王室日薄西山，后是晋公室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春风秋雨中重新博弈。太老牌的华夏锐气不足，太新锐的蛮夷底气不足，将被一一淘汰。最后胜出的，只可能是率先华夏化的蛮夷——齐、秦、楚。

那就来看他们如何洗牌。

子产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时，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产。

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名侨。因为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侨。子产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天赋。鲁襄公八年（前565），他的父亲、郑国司马子国伐蔡成功，举国欢天喜地，只有子产不以为然。子产说，一个小国，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没有比这更能招来大祸的了。蔡是楚国的附庸。我们打了蔡国，楚国肯定要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顺从了楚国，晋国就会来报复，我们又打得过晋国吗？晋国和楚国都来伐郑，我们郑国能有安宁吗？

说这话时，子产还很年轻。因此父亲痛骂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产言中，楚国和晋国果然轮番来伐郑，郑国也只好轮番与晋楚两国结盟讲和。两年后，国难未已，家难又起。子产的父亲子国和郑国的执政，在内乱中被乱党杀死。子产闻讯，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项工作，然后带兵平叛。郑国国人，从此对子产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后，子产在郑国执政。

子产执政以后，就开始政改，作封洫（读如恤），作丘赋，铸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约是重新规划和分配土地。作丘赋，则可能是改革兵役法，包括改革税制。因为税（出钱）和赋（出力），都与土地有关。

这当然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国内骂声一片。作封洫时，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算我的家产好收费，量我的耕地好收税。谁要能够杀子产，我就跟他去站队！作丘赋时，又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老爹变成冤鬼，自己去做蝎尾！此人发号施令，邦国悔无可悔！[18]

然而子产不为所动。

子产的说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是说，只要对邦国有利，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