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肖锋:就是,多可怜,少一次就算放弃了自己的一次机会。
郎咸平:对,父母把儿女已经逼到火山的边缘,天天考名校。我都不知道考你们北大出来有什么好,我不懂。
王牧笛:能跟您做节目。
郎咸平:对,你们俩都是北大的。
在中国做小孩是最痛苦的事
中国的小孩子在最应该享受生命年华的时候,最应该快乐的时候,把所有时光都用在了书本上,用在了怎么跟老师博弈、猜他的题上,把青春的美好年华都浪费掉了。
闫肖锋:小孩子其实特别可怜,我有几次为了赶飞机起得很早,结果发现在大街上最早出现的人,一个是扫大街的,再一个就是那些低着头、背着书包去上早课的学生。然后,每天晚上大家都下班了,我们吃完饭去散步了,又看到一些学生背着书包放学了。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了。这些年轻人在最应该享受生命年华的时候,最应该快乐的时候,把所有时光都用在了书本上,用在了怎么跟老师博弈、猜他的题上,把青春的美好年华都浪费掉了。
王牧笛:所以为什么会出现高考之后学生撕书、扔书包的情景?发泄嘛。
闫肖锋:还有很多小孩子早恋,家长批评他,他一句话就给驳回来了,说什么早恋,你懂不懂啊,这不是早恋,是解压,要不然我就跳楼了。所以这就要回到原点判断这个问题了,就是“北约”也好,“华约”也好,应该怎么改法?应该回到学生的立场,从学生的利益出发去看。
王牧笛:就是说你们这几个巨无霸的学校已经构成了一个约定,彼此有约了。那你们跟学生有约吗?
闫肖锋:对,你是一个利益游戏,你把这些青春的生命搅到这个游戏里面去了,你情何以勘?
郎咸平:在中国做小孩真是最痛苦的事,他们太可怜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是教大四的学生,我很喜欢教本科生,不喜欢教研究生,我觉得本科生特别可爱,特别清纯。大四毕业的时候,很多内地来的学生问我说,郎教授,我爸爸妈妈希望我能够先做一两年事,然后再回内地,你说我要不要听他们的话?我说你不要听他们的,他们懂什么?他们来香港念过书吗?来美国念过书吗?他们都是一厢情愿。按照一个僵化的体制,把你们不断推进“绞肉机”,这是父母亲干的事。父母亲什么时候尊重过你的意愿?说你不想念也没关系。
王牧笛:这些父母还有一个“明智之举”,就是把孩子送到香港去读书。前段时间媒体炒作一个概念叫“精英外逃”,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些精英的孩子在外逃,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开始到国外去念书。我们应该透过这些出去读书的小孩们来反思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基础教育跟外国的基础教育有什么不同?最近我看一篇文章,是一个在外面读书的小孩写的,我很有感受。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件事情是他在美国数学考试,满分是100分,他回家给他爸爸看成绩单,一看,110分,他爸爸问为什么,回答说老师觉得有一道题答得很有创造性,多给我10分。就是说可以超过这个分数的顶线的。另一件事,美国的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校长,还有学校的行政人员都是在门口向家长鞠躬说欢迎光临,感谢支持。中国的家长是个什么概念呢,孩子是遮着掩着不想让家长去,家长每次去了回来以后就对孩子一顿痛骂。
闫肖锋:央视有一个节目让我印象很深,就叫《高考》。它拍了一段你刚刚说的那个情景,学校召集所有要高考的小孩的家长,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说闹纠纷的今年不要闹了,两口子要闹离婚的也往后推迟,别坏了你们家大事。
郎咸平:我们家一个亲戚说他的小孩考上了小语系,要不要念小语系呢?全家亲戚、朋友一起来讨论。我说你讨论什么?这些人从来没念过语言学,你跟他们讨论什么?这太可笑了。爸爸、妈妈、祖父、祖母,连亲戚、阿姨都来讨论,这个事情太可笑了,你们一群不懂的人帮小孩做决定,到最后什么结果?这几个巨无霸按照自己的利益搞了一个联考制度,然后你们就非常坚持地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这个“绞肉机”,完全破坏他应该有的创造力、应该有的童年。这就是我们现在干的事。
王牧笛:学校做出这样的安排是有它自身的考虑,比如说分权,它是希望从教育机构那里拿到更多自主的权力来扩大招生。
郎咸平:我不懂,你要分权,那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考虑到小孩子什么感受?
王牧笛:权力的傲慢。
郎咸平:那我们学生的权利在哪里?没有人考虑他,没有人尊重他。
闫肖锋:就像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东北大战,然后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
郎咸平:一样的道理。
王牧笛:刚才教授盘点了,说这个“北约”、“华约”的竞争可能有三条路要走,但是这三条路都不太可能走通。这就触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改革的本质是什么?刚才教授谈到说美国也在进行教育改革,中国台湾也改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可能越改越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