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梧桐树叶绿得油亮。她的短发长了,可用橡皮筋扎辫子,她们形影不离,最爱去有抓痒树的山坡,话越来越多:谈每夜做的梦,谈各自家里人,那支口红是班长母亲的,“文革”初她母亲把家里有可能惹祸的东西全处理掉,但班长趁母亲不注意,留下了口红。
她们把对方的名字刻在抓痒树干上,绕着学校跑,半夜翻窗爬进练舞室。谁也不提指导员,好像她们的生活里压根儿就没这个人,他从她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她们就是不要指导员的娘子军。那个冷清的上午,太阳却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升得高。因为天热,寝室窗大敞,她俩在玩扑克算命。现在口红已用到了底端,最后一点,她替班长抹上。
班长对镜瞧着说:“红得鲜艳,不像樱桃,而像辣椒。”
这话,怎么耳熟?她想起来,指导员曾说过,一个不祥的感觉闪过她心头。这时她听见楼下有男人声音,在叫她的名字。
她本是坐在床上,急忙站起,站在窗外梧桐树下的男人:脸色憔悴,身上穿了件松松垮垮的旧军衣,还戴了顶不知哪儿弄来的军帽,样子很狼狈。她不认识这个男人,但班长探头一看,惊叫了一声:“是他!他怎么会出来的?”
指导员在梧桐树下向她们招手,让她俩下去。
她们一直没有想过这个男人出来以后怎么办。或许她们一直认为他会死在暗牢里。不是心肠坏,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冤死鬼多的是。对方组织的头儿答应过她们,绝对不把她们检举一事说出去。还是班长首先恢复镇静。她说:“这个流氓王八蛋又来缠,我去,看他怎么招来着?”
没等她说话,班长就出了门,下楼跑得那么快,她怕班长吃亏,急忙追上去。
走出楼门,她看到班长站在指导员面前。奇怪,梧桐树下两人紧抱在一起,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听到两人都叫她的名字。两人的姿势很奇怪,指导员微笑着向她招手,班长被他紧搂着,背对着她,在使劲地蹬着脚。在她靠近他们一刹那,她被班长用挣脱出来的手狠命推开。她毫无准备,踉跄几步摔倒在地上,就在这一刹那,一声轰隆响起。
她睁开眼睛,发现她的脸淌着血,朝四周一看:硝烟升起的地上,全是身体的碎片和鲜血。“来呀,来看最后一场。”指导员最后的吼叫,她仿佛是听见的。
她当时不知脸上的血中有自己伤口的血,只知道吓昏过去了。听见爆炸赶来的人把她送进医院。后来她听说了,这个男人逃出囚室,偷了一枚烈性手榴弹,连梧桐树也炸掉一半。场面太血腥,没人敢靠近。
她受的只是皮外伤。
第二天,她忍着伤痛,让人送她到寝室楼前,她将小梅和指导员的身体碎片一一区分出来,装到两个袋里。她坚持要这么做,只有她熟悉两人身体的各部分,也只有她不害怕收拾这些碎片,因为她本来应当归在这一堆里。收拾完,她又晕倒,被送进医院。小梅的碎片被造反组织抬走,埋进红卫兵烈士墓,指导员的尸体无人处理,最后反而是对方组织送去火葬场。
我这一夜思绪混乱。我带着胆怯想,指导员,你真是有一股愤狠劲,但你的愤狠劲只有一次,还不如梧桐树,又长得茂茂盛盛,哪怕在那个绝望的时代。班长,假若你活下来,你会怎么看过去?
我检查冰箱,一箱各式不同的葡萄酒已近尾声,当然,我的经济情况极差,比起许多下岗工人,日子还算过得去,有两家私人公司来找我,做些偷税漏税的假账,给些小钱。我手里的这瓶酒,对我来说,太甜。含酒精15%,合资产的西班牙产的葡萄酒,也并不比法国的差。我在本子上记下商标名字等细节,如此并不是夸耀我是个品酒行家,而是借酒打发时间,夜太长。
没人知道我下落,有人说我下乡当知青时,在农村嫁了当地农民;以后,有人说我在海南炒房地产,成大腕了,也有人看见我在悉尼的中国城餐馆洗盘子。流言似水。我改换姓名,在一个小地方度着岁月,偶尔会想起收拾班长的头颅时,那嘴唇上的口红,依然如我抹上时那么美。在那个学校,至今还有人说我,真是奇事,想必人们在我们三人头上安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是唯一活着的人,我的故事应当最精彩。
到这个小地方来养老,就想忘记这一切。如果不是那天遇到那个鞋店小姐,那么,我恐怕不会再记起我生命里曾经有另一个小梅。一生的日子睡一觉似的就过完了,而此刻,我才觉得有点痛,彻骨之痛。看到这个小梅,我才明白我躲不开自己。
酒瓶见底,今夜,怎么也难醉。泪顺着脸淌下来,有一张最大的黑白照片,在几乎空白的相册里,六十年代末一个一刹那的缩影,那两个女学生穿着绿军衣并排坐着,有点忧郁,甚至带着恐惧,她们的脸这时突然清晰起来,你是个幸存者,因为班长。这个夜晚我才意识,我应该珍惜余生,不必记恨世界。心情宁静,比金子贵重。
第二天,我记得昨夜的梦:我和班长手牵手地来到一张洁白的垫子上,一起翻了斤斗,腾在半空非常长一段时间。
过了一个星期,我的鞋子在雨水里一走,掉了鞋底。鞋是一个人的根基,岂有不追究之理?我到了那家店,接待我的那个女孩扫了一眼鞋子,说,不属于质量问题。她上下打量我:这是你自己走路扭歪的,不能换。我恼恨地说,我要找售给我鞋的店员,叫小梅,小梅说包换的。她说,她就是。
你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