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哪了呢,当时一处排除谢久文的嫌疑,是因为地下党给他安排的证人证明了他的话,这次暴露,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
西南连连大战,让很多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有人出卖了谢久文一点都不奇怪,不过一处这次保密工作做非常的到位。
行动没露出风声,连特务处安插在一处的内线都没察觉,再结合宋明浩说的,一处食堂用餐人数变少,外带食物变多,恐怕审讯工作也放在外面进行,这是学乖了。
以前一处存不住秘密,徐恩增这次干脆放弃老窝,在其他地方另起炉灶,既能迷惑别人,也能缩小知情者的数量,方便保密工作。
左重揉了揉眼睛,将谢久文家的情况再次思考一遍,慢慢退出制高点,绕了大一圈走回住所,路上在小摊点上买了一大堆的商品。
如果晚上有人找过他,他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出门理由,喝酒显然不行,很容易找到证人,客流量很大的摊点很适合用来混肴视听。
将这些东西放在显眼处,左重开始综合分析得到的所有情报,首先要将济世药房爆炸案、顾谢二人疑似被捕案、电台失踪排个序。
左重写个三张纸条,把济世药房爆炸案放在第一位,然后是顾谢被捕和电台失踪,但是看了一会他摇了摇头,这有点不符合逻辑。
如果爆炸案第一个发生,顾谢就有跑掉的可能,一处不可能承担这样的风险,或者两者是同步进行的,一队抓人,一队搜查药店。
于是他把电台失踪放在了第一位,可同样有走漏风声的风险,自己给地下党的电台,一定是对方非常在意的资源,不会随意安置。
这种重要机关,人员和反制措施不会少,有任何疏漏,一处就会面临鸡飞蛋打的局面,如果让他选择的话,电台要放在最后进行。
左重将写有电台的纸条放在最后,把顾谢二人放在第一,又把爆炸案放在中间位置,这样的排序似乎能说得通,他陷入了思考中。
特工总部先发觉了谢久文的身份疑点,顺藤摸瓜找到了济世药房的张安仁,再找到了电台?左重迟疑了一下,地下党会这么大意?
从以往的观察和情报,地下党的接头与活动十分谨慎,一处找到这两个关键节点还不被发现,除非是金陵地下党的的人都昏了头。
可能性不大。
会是谢久文和顾兰被捕后叛变交代了济世药房和电台吗,就算不考虑两人的信仰坚定程度,这种情况也很难发生,因为单线联系下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么多重要情报。
左重坐在那发了会呆,抬起右手把爆炸案和电台失踪两张纸条滑到了一起,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只有这样才符合逻辑,张安仁就是他的接头人,电台就在济世药房!
左重直接站了起来,脑海里回忆着张安仁的模样,此人就是跟自己联络了一年多的伙伴吗,爆炸是不是他保护自己的最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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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重说:“剩下在(作者的话)里,就在文章结尾处,白天更换,字数一样,不会多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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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不美满的。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办法再好没有。
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好的”的问题。
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念,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确是像一首诗那样地生活过去的。
莎士比亚曾在他的人生七阶段的那节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极明显地表达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与此相似的话。
莎士比亚没有变成富于宗教观念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这是很可怪的。我想这便是他所以伟大的地方;
他把人生当做成是人生来看,他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和组织,正如他从不打扰他的戏剧中的人物一样。
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卖的人大叫臭豆腐干!臭豆腐干!态度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