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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说，“但是凶手手上肯定会遗留火药颗粒啊！这是线索，也是证据啊！”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林涛说，“可是，毕竟是前天晚上的事情，即便凶手手上沾有火药颗粒，现在也被洗掉了吧？”

“这就不是你的专业了。哈哈。”我喜笑颜开，说，“枪支射击的时候，一般都会有火药漏出，黏附在射击者的手上，但是这在短枪案件中比较多见。在这么长的枪导致的伤亡案件中，火药很难黏附到射击者的手上，所以我让你进行枪弹实验。没想到枪支制作有漏洞，也可以冒出火药。”

“你没说到重点。”林涛关心的是火药颗粒能不能被洗掉。

我说：“火药从枪口漏出，是击发后的爆炸所致，这时候的火药是灼热的。一旦黏附到手上，虽然这么点儿热量不足以引起人的痛觉，但是会在皮肤表面，尤其是在手掌的角质层留下一个很小的小坑。这个小坑就足以把火药给‘藏’起来。洗手可以洗掉一些黏附的火药残渣，但是不可能把这些被藏起来的火药全部洗掉。我们只需要用放大镜观察，然后用黏附仪提取就可以了。既是线索，又是证据！”

“不重要吧，”林涛说，“说不定胡黎苗他们几个已经招了呢。”

“不，不会是他们干的。”我斩钉截铁地说。

来到专案组，看到侦查员们垂头丧气、一脸疲惫，我就知道我的猜测没错。

“虽然问出了点儿情况，但是没有多大的价值。”侦查员见我和大宝走进门，说。

“哦？说说看。”

“胡黎苗几个人的口供开始都一致，和报案的时候说的一样。”侦查员说，“但我们经过摸排，当天晚上全村打麻将的就他们那儿，胡奇回家拿钱又出门，肯定就是去他们那儿赌博。用这个撒手锏，我们进行了进一步审讯。审讯的结果是，几个人的供词一致：胡奇晚上九点多经过他们那儿，进门看到他们在打麻将，就离开了。过了二十多分钟，胡奇又回到他们那儿，要求胡黎苗把位置让给他打。几个人都知道胡奇是属于赢了就跑、输了赖账的人，所以都不愿意和他打。他拿出身上的几百块钱，说这次不赖账。他们还是不同意，胡奇就气鼓鼓地跑了。他们害怕胡奇的死和他们几个扯上关系，所以才攻守同盟。”

“然后呢？”我问。

“然后他们过了一会儿就听见枪响。”侦查员说，“出门后看见远处胡奇摇摇晃晃的，也没在意。几个人都是这样说的。”

“看来他们没说谎。”林涛从门外走了进来。之前我让他去审讯室看看几个人的手，有没有遗留火药痕迹。

“既然这样，我觉得我有一点儿思路了。”我像一休一样揉了揉太阳穴，想让智慧赐予我力量。

“说说看吧。”一夜没睡的主办侦查员疲惫地说。

我说：“首先，我认为凶手是女人。”

“女人？”主办侦查员的嘴角露出一丝不信任的笑容，“这怎么看得出来？”

“第一，从这块砖头看，”我一边打开幻灯机，一边说，“砖头的两侧都只有指尖的痕迹，没有指腹的痕迹。用指尖拿砖头太累人了，除非这个人手小，不得已而为之。”

我顿了顿，说：“标准尺寸的砖头，宽度是十二厘米。一般男人的手都是可以拿起来的，用指腹捏住砖头两侧。但是女人的手小，只能用指尖捏住。”

有人点头，有人存疑。

我接着说：“第二，用砖头打击头部，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死者只有头皮和头皮下有个血肿，颅骨没有骨折，硬膜下没有出血，脑组织的挫伤也很轻微，这说明行凶者的力气很小。综合这两点，我认为凶手应该是个女人。”

“那什么女人会杀他？”主办侦查员接着问，“调查中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当男女关系啊？”

我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凶手应该和死者熟识，关系非常亲近。我们可以把现场重建一下——死者被人用砖头打中枕部，然后倒地，他拿着的枪也就掉落在一旁。凶手捡起枪，对着他的腿部打了一枪。”

“死者是处于躺着的体位被打的？”大宝插话道。

“当然，也可能是坐在地上。”我说，“弹道和腿骨几乎是平行的，方向从下往上。枪有那么长，除非死者的双下肢是平放的，不然不可能形成这样的创道。”

“有道理。”大宝像在和我说相声，“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关系亲近？”

我接着说：“既然在这个过程中，那几个已经被排除嫌疑的人说了没听见动静，说明死者并不惧怕凶手，他认为她不敢开枪，他不需要对她进行抵抗，他不需要叫喊呼救。中枪后，因为高度惊恐、大量失血以及酒精作用，他也没能发出叫喊声。”

我见大家都在奋笔疾书，记录我的分析，便喝了口茶，顿了顿，留出他们写字的时间，然后说：“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凶手的住址，应该是在现场往西一百米左拐弯的那个巷道。结合现场环境，如果凶手往东跑，必然要经过胡黎苗的哥哥家，而且跑到离现场三百米外，至少需要一分钟。那么听见枪声后二十秒就出门的几个人，肯定可以看见。如果凶手往西跑，二十秒的时间，能跑一百多米，如果经过那个巷口继续往西，她同样会被东边数百米的几个人看到身影。所以，凶手应该在这二十秒的时间内，恰巧拐到巷道里。我看了现场，因为公共厕所的阻隔，几个打麻将的人看不见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