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四章翁婿之谊一视同仁
崇祯年,江北各省连年的大灾,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都是民不聊生,不过最为凄惨的还是河南。
要说自然灾害的程度,河南并不比山东和其他各省厉害,但是人祸酷烈,河南中州地,若在寻常日子,地处中原,交通四通八达。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也算是一等一的好地方,结果断断续续的,大明朝廷在河南封了八个藩王,其余的皇亲国戚,还有致仕官员更是多不胜数。
这些亲藩勋贵占据大量的土地,最为财雄势大的福王,当年封王就藩的时候,河南省的田地甚至都不够封赏,还要到其他的省份去分划。这还是朝中大臣和万历皇帝力争的结果。
这么少的人占据这么多的土地,偏偏因为这些人的身份功名,他们的土地和佃户是不用缴纳朝廷的赋税和服徭役。
可大明的任何一次加赋,比如说练饷、辽饷都是把河南包括在征税的范围之内,这些税赋,承担者只能是那些无地和少地的贫民百姓,而且层层加派的这个弊政,在河南尤其的厉害。
每一次加赋,都有大批的农民破产,这些农民的田地自然是被藩王,皇亲,勋贵们侵吞掉了,这些农民大部分成为流民,成为大明帝国祸乱的根源,剩下的农民更少,所要负担的税赋和压迫也就更重。
如此这般的恶性循环,让河南的平民百姓的生存生态已经是变得极为的脆弱,根本承受不起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比如说崇祯十二年和十三年的大旱灾,山东有类似军事专制体制的集体农庄,兴修水利,合理调控各项的资源,勉强能顶过去,但河南有什么,只有张献忠的屡次侵扰,大明总兵猛如虎和左良玉的残暴搜刮,当然还有好像是没有尽头的剥削和压迫。
崇祯十三年三月间,河南省已经路无行人,百里无人烟,大股大股的流民啸聚在一起,杀官造反。
在几年前李自成在河南大会群雄之后,河南地本来再没有什么成气候的乱兵盗贼,可如今几万人以上的大团伙就有十几个,河南地除却靠近北直隶和靠近湖广两处的州县之外,其余的地方都是乱成了一团。
官兵和地主士绅们都是呆在城池之中,依靠黄河和伊水等大河的运力保持进出,依靠城池的工事来确保安全。
河南上下对这些大伙盗贼的态度是,只要是在乡间的话,就当做不存在,官兵能剿灭则剿灭,不能剿灭则不予理睬,每天只是一封封的告急文书发到朝廷去,可朝廷在湖广四川一带、北直隶锦州一带,集中了大明七成左右的兵马,根本抽不出什么余力来剿灭,只能是坐任横行。
但情况即便是如此的危急,却没有人想缓和这样的局面,土地兼并,无节制的税赋收取,这些恶政没有人想着去改善。
曾有某士人建言朝廷,建议朝廷中枢均田地,抑制兼并,却被崇祯皇帝驳斥说道:此策人情所不容。还有洛阳府某官言辞恳切的劝福王能否减低王庄田地的田赋和徭役,却被福王喝骂道“我朱家田地,我朱家子民,孤如何做,关卿何事。”
本来杨嗣昌给崇祯皇帝的谏言里面说道,湖广和四川对张献忠和李自成罗汝才的围剿,不仅仅是围剿这几名大贼,而且在剿灭大贼的同时,震慑天下的贼人宵小,让他们不敢有妄动的心思。
谁也没有想到,张献忠的大败,罗汝才的走投无路,对河南的平民百姓丝毫没有什么震慑的作用,反倒是闹得更加厉害。
几万人以上的大团伙之中,比较著名的有“宋江”和“李振海”“破天王”等等的大股,既然罗汝才用“曹操”作为绰号,那用“宋江”就也不算稀奇了。
河南地这些啸聚的乱民中,有三四股是陕西老八队,也就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活动的时候留下的残余。这些人的实力最强,也最有战斗力,聚集起来的民众也就是最多。
“宋江”说不上是最大的,也说不上是战斗力最强的,但却是打败仗最少的,而且他还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朝廷的征剿旨意之中。
因为从崇祯十三年的二月开始,“宋江”这一伙就开始在开封城周围活动,有几次城头上的官兵都能看到“宋江”部的人马,结果开封城眼下白天开放城门不敢超过三个时辰,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是紧闭城门。
要知道河南大灾,本地的收成满足不了本地的需要,必须要依靠黄河水路上的补给,可“宋江”这伙人这么整日间出没在城池周围,城外的粮食和给养补充不进来,城内可是日间的窘迫。
而且“宋江”这伙贼兵在开封城周围可是实实在在的尝到了甜头,如今河南大乱,居住在城池的周围,在紧急的时候可以朝着城内跑,安全性比起乡下那些土围子要好很多,而且城内的物资丰富,在城外的生活也比在乡间好些。
这样就有大批还有些资财的平民百姓,甚至是小地主居住在城外,这些人好歹比那些出了一条命之外没有东西可抢的农民要肥许多,“宋江”几次来回都是颇有收获。
偏偏守卫开封城的副将陈永福,此时正在南阳府守卫大军的后勤辎重,开封城极为的空虚,好在这周王和一毛不拔的福王大不相同,这名藩王舍得花钱出粮,动员起来城内外的大批壮丁据城而守。
用民兵守城,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出什么漏子,可总归是让人不放心,更准确的说是心惊胆战,周王几次派出使者,去往京师求援求救,但崇祯皇帝已经是被鞑子的那次入塞吓坏了,北直隶的兵马虽然众多,却一个也不想派给河南。
南直隶的兵马在凤阳、庐州、安庆一代全力的戒备,也是抽调不出来一点兵马,山西的边兵一是消耗在前几年和蒙古还有女真鞑子的战斗之中,二来要戍守大同关口,同样是无法抽调兵马。
至于湖广、陕西的兵马,则还在湖广、四川一带追剿张献忠和罗汝才,也是无法抽调。
这件事情说起来颇为的有趣,山东的兵马几乎是被所有人无视了,当日间鞑子入寇北直隶和山东的时候,杨嗣昌调动兵马有误,又和太监高起潜合伙逼死了主战的督师卢象升,事后评定功过,又是大杀北直隶和山东两地的督抚、将领,用来推卸责任。
要说杨嗣昌差不多把所有的责任都是推给了别人,崇祯皇帝继续给他毫无保留的信任,但却有一个人破坏了他的计划,山东参将李孟齐河县击败鞑虏大军,斩首七百余,这等大功让杨嗣昌颇为的尴尬,惩罚肯定是无罪可加,其余任何的处置,都会牵扯出他在鞑虏入寇京畿、山东一带的指挥失误,会让自己背上推出去的黑锅。
所以杨嗣昌能做的就是把这件大胜完全冷处理,内阁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特别善于做这种瞒天过海的事情,督师卢象升死在巨鹿半个月,他还要编造出卢象升活着的事实,把这个胜利冷处理,那更是简单。
结果,官方并不是不承认这个胜利,但这个胜利被提及的很少,即便是在官方的邸报上也仅仅是几个字而已。
而且在这之后,不管是朝廷上还是其他地方,杨嗣昌极为反感有人,还有主动的去阻止别人谈起山东的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