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牧笛:戈尔做了什么贡献?就是参与了一部电影的拍摄。但是又一个问题来了,克林顿应该比戈尔做得卓有成效,比如说克林顿在全球防治艾滋病、防止全球变暖上都做了很多工作,他还当了联合国海地特使,还去朝鲜解救了被扣押的记者。好多人问,为什么给了奥巴马不给克林顿?
郎咸平:他不符合挪威人的理念。挪威人下午5点钟就一定会下班,而且挪威的商场包括杂货店6点钟一定关门,为什么?因为6点钟以后就是家庭聚会时间,父母亲一定会花时间和自己的子女在一起共进晚餐,然后晚上陪儿女一起看电视,一些很无聊的电视,比如说卡通、园艺、动物世界,然后10点钟催小孩子上床睡觉,早上起来陪小孩子吃早饭,不会拿几块钱去门口买个煎饼吃,那是我们中国人干的事。他们对家庭非常非常重视。
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比如说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带小孩参加聚会,小孩子到处乱跑、吵得要死,然后做父母的就会打一下、骂一下。因此,小孩子一听到要跟父母出去,第一个反应是“又要打我了”,他就有种排斥感。可是挪威人不是的,挪威人带小孩子出去的时候,完全是以小孩子为主,让他们尽情地玩乐。所以挪威的小孩子一听到父母要安排什么聚会的时候,他内心是喜悦的,他知道不会挨打,这跟我们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是北欧对于生活、对于家庭的态度,他们是非常注重和谐家庭的。所以选戈尔不选克林顿,为什么?克林顿这一生桃色新闻不断,而且又喜欢说谎。比如说,媒体问他:“你有没有抽过大麻?”他说:“我没有抽过,我吸过”——耍嘴皮子。加上他和莱温斯基的事,这在挪威人看起来简直是不可忍受的。
王牧笛:尽管他比戈尔更有成就。
郎咸平:尽管他比戈尔投入了更大的力量来做环保,但是在家庭的理念上违反了挪威人的准则,所以他就不会当选。
王牧笛:而相比之下,奥巴马好像在家庭关系上维护得不错。
郎咸平:这哥们儿天天带他儿女出来,而且跟媒体谈话的时候,他总会说“我昨天晚上给我的女儿怎么补习功课”啊,“昨天晚上我陪她们看电视”啊……这些事情我们中国人听了会觉得他怎么没干正事,但挪威人听了,就觉得“这不就是我们的家庭理念吗”?因此,在家庭伦理方面,他符合了挪威人的诉求,加上他政治上多边主义的态度,这个贡献就太大了。而且这都是他在竞选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所以他刚当总统还没有多久就已经被选定了。他感动了挪威人,所以他们老早就想把奖给他了。
王牧笛:但未必是被他的行动感动了,而是被他的承诺、他的演讲感动了。
郎咸平:就像那个德国总理一样嘛。你只要感动人就可以了,至于用什么方法没关系。
王牧笛:所以说,诺贝尔奖的其他奖项有斯德哥尔摩式的傲慢与偏见,说到和平奖你不能说是奥斯陆的傲慢与偏见,但起码奥斯陆也有自己坚守的理念。
王晓林:奥巴马得了诺贝尔奖,我觉得挺矛盾的。因为他只上任了8个多月就得了这个奖,虽然郎教授刚才说他种种的好,但是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出现的时间很短。
郎咸平:感动人是不需要太长时间的,比如说,像一见钟情需要多久呢?看一眼就可以了。那感动挪威人也不需要太长时间,相处久了反而发现毛病越来越多,变得讨厌。因此,时间越短越符合我讲的理念,所以大家应该更能理解为什么他能够当选了。
王牧笛:奥斯陆的诺贝尔委员会对奥巴马一见钟情。
郎咸平:对。
中国人的诺奖情结
我们不要把这个奖看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把它看得太严肃。
王晓林:但是,诺贝尔和平奖对奥巴马本人来讲压力很大呀,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执政上,大家都会抱更高的期望。如果再出现一个和女助理之间的超友谊关系的话,发生在克林顿身上我们可以说是绯闻,但是如果发生在奥巴马身上那就是个丑闻了。
王牧笛:压力很大,给他个大大的奖状把他捧上了一个神坛,但这个神坛可能是夏天的火坑。奥巴马自己在玫瑰园演讲时说:“我把它理解为一种行动呼吁,或者是之后的一种期许、一种鞭策。”那如果他以后一旦在这个方向上做错了一些事情,这个奖就要打折扣了。
郎咸平:我跟你讲,挪威人没那么复杂,就是你感动他之后他就给你这个奖,至于说日后你是不是要符合他这个和平奖的理念呢,我相信挪威人并没有想这么多。但是美国人想得非常多,包括我最近看到一个媒体说:“你要退回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你要告诉挪威人、北欧人,就是因为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美国这种强大的军事实力的保护,你们才有那么好的日子、那么好的家庭生活,那都是我们美国人出钱出力、流血流汗所构建的有序社会。”你看,这是美国人所想的。
王晓林:这就是北欧人价值观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非得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去看。
郎咸平: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行为,没有那么复杂。比如说,像前两年不是颁给孟加拉的乡村银行了吗?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搞一个中国的乡村银行体系呢?其实,在挪威人看来乡村银行本身就象征着和谐,因为透过这个乡村银行,让大家能更快地得到资金、更快地富裕,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是挪威人想的,就这么简单。我们不要把它上纲上线,我们不要为了拿诺贝尔和平奖而动用国家力量来推动这个乡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