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府,丹徒镇。
当崇祯十七年的年关临近的时候,这处位于大运河和长江交汇处的商镇,居然迎来了多年未有的繁荣气象。
这一年对大明朝,对整个华夏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北京沦陷,东虏入主。好端端的大明天下已经走到南汉北虏,相互对峙的局面了。似乎东晋、南宋的偏安局面,就是大明未来最好的前途了。
凡是有识之士,谁不知道偏安不安的道理?自古偏安江左的王朝,不都是让中原王朝给推平的?而本朝太祖这个“例外”,其实是兴起于东南,而非偏安东南,性质完全不同啊!
难道数十上百年后,华夏神洲,又要迎来再一次的天倾了?
不过未来的天倾,对于活在当下的平民百姓而言,倒也没什么影响。他们只顾着眼前的柴米油盐,在这多灾多难的世道当中,将就着活下去罢了。
而对处于南迁的大明朝廷直接统治下的镇江府的升斗小民而言,一旨“免积欠、废三饷,并免征田赋五年”的令旨,让他们有了一种终于可以松口气儿的希望。
大明的正额田赋说实在的,那是一点都不重的。可是“不重”的前提,是将田赋摊在所有的农田上,大家一起负担。在天下大乱前,明朝账面上的农田有七亿多亩,实数肯定超过十亿亩!
以十亿亩田,担负两千六百万石米面,每亩不过两升米面,不过三斤半而已。。。。。。税率之低,已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可在明朝中后期,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士绅官僚,或者寄在士绅官僚名下,是不需要纳税的。可是朝廷再怎么减省,一年总得有一两千万的收入啊!
所以地方官府也不能完全不收税,可他们又不能向士绅收税。因此就只能向少数还拥有土地的小农和实际上已经没有土地,但名义上还拥有土地的佃农收税了!
另外,收税这事儿也是有成本的!得让贪官污吏去收啊,他们得从中贪墨啊。。。。。。朝廷得一两,下面的人怎么都得贪上二两吧?
所以一两千万的田赋和加派(实际到手也就这点),到了基层就变成了五六千万!
而且明朝从张居正改革开始,就提高了“征银”的比例,在江南这里,除了漕米部分,其余都折色征银。而这个过程,又让垄断乡里的士绅有了买卖获利的机会——如果大明朝能有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倒也没有什么。江南这边米价高昂,白银又多。折色征银应该是利民惠民之政。
可问题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士绅的免税特权就扩大到了商业活动上面。他们不仅免纳田赋,而且还可以通过偷逃商税获取暴利。
而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的商业活动就很容易被士绅垄断——没有他们的同意,外来的商人没有他们的允许,根本下不了乡。垄断,肯定是没好事儿的。所以压在农民肩膀上的负担,又一次加了码!
而在历来“重税”的江南,名义上每亩不过三斗多一点的田赋,在几次加码后,落到普通的小农肩膀上时,早就超过一石了!
对于那些实际上已经没有土地,却还担着名义的贫农而言,税赋的压力就更大了。也正因为如此,李自成喊出的“三年不征”口号,才会拥有如此巨大的煽动性。
而朱慈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初的时候,向南直隶、江西、浙江等朝廷直辖地区发布令旨,宣布了“五年不征”,比李自成的“三年不征”还多两年,同时还免了以往多年的积欠,而且还取消了所有的加派加征。
令旨一出,顿时就是万民欢呼!
抚军太子殿下果然是爱民如子,一定是太祖高皇帝在世啊!
因为税收负担大为减轻,丹徒镇周围的农人也稍许有了一点购买力,可以在这个年关将至的时候,到平日里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丹徒镇上走走看看,买几样年货,添几件衣裳,看几台免费的大戏——免费的大戏,当然不是什么贺岁剧,而是由大元帅府宣教司出资赞助的抗清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