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王不知道孙传庭和折忠信已经将他算计好了,这厮还在今晚,对王府的的参将说道,“明天让大家做好准备,船只一应到位,辰时之前,一定要赶到岘山水域,和王大头一块,将东西搬下山,本王到时候会到王大头哪里监工的的,谁也别想贪墨本王的一两银子,当然,这次事情风声过了以后,本王会犒赏大家的,所以,招子们都放亮一点。李参将,回去以后将喝花酒的,打牌九的,睡寡妇的全部叫到营里,如果谁不听,本王我也会死会杀人的。”
“是,王爷,末将下去一定会安排好的!”
襄阳王朱翊铭恶狠狠地说着,但在巡检司的码头上,一小队水师,已经换装上马,朝西北方向奔去,他们带着泼天财富的的信息,朝洛阳,如果洛阳还没有遇见瑞王,他们就会让王府商号传递消息,让瑞王爷回应。
时间走到了傍晚,巡检司码头上,瑞王府的水师们,开始整理武器,还有一些迅雷铳,手雷等,明天在鹿门山水域靠这些东西,就会有大笔的银两还有女人来到水师上,刚好这些水师里面好多兄弟都没有老婆。女人对水师来说,只要没有怀孕,年龄大一点都无所谓!
而一千多里外的永城县城里,今晚的宋献策,在宋氏祠堂前面摆上了流水席,邀请整个同宗的宋家人来吃酒,吃完酒以后,宋献策就会将自己的父亲,母亲,爷爷,奶nai,太爷,太奶。奶的排位迎取出来,放在马车上,一路带回汉中。
酒席上,朱常浩也说了一些话,意思就是宋献策是我天下仁义无双的瑞王爷的人,他宋献策来到我瑞王爷的门下,体现了我瑞王也不拘一格降人才,只要你有才华,哪怕是江湖术士,我朱常浩也是来者欢迎云云。
其实,这里要说明朝末期的朝廷取士暗门。
从万里四十年以来,也就是公元1612年,大明科举取士,多以江南人士为准,特别是江浙,还有两淮地区。
因为这些地方多是东林党的地盘,境内的商业发达,文化氛围浓厚,而在盘根错节的认同在乡党范围内,只要是这里的举子,很多情况下都会辟为进士。
其他地方的学子们,十年寒窗,毁为一旦,功名无着,这就导致好多北地文人没有出仕的希望,李自成来了,他们就跟李自成走,后面多尔衮来了,他们就跟着多尔衮。
虽然这不是他们叛离大明的主要原因,但这一条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当然,东林党也有不光彩的一面,因为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
“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
(本章未完,请翻页)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bei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正当北方农民水深火热之时,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其地,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真实面目。(金瓶梅是南陵笑笑生写的,他就是明朝末年人,只是假托宋来代明)
西门庆除了正常的经营方式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中,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三百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五十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三十五两五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一百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一百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是西门庆。
然而,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bei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