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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沟183寨上183坪上村（第2页）

和老人告别了，去到姓豹家的院子里，一条大黑狗吠叫着冲了出来。丈夫连忙在一捆细木棍里抽出一根来，举起来吓唬黑狗道：“滚！”大狗停止了发飙，缓缓走到我跟前，闻了闻，友好地摇起了尾巴。院子里静悄悄，一排上下二层的老房子，两层中间每一个空隙处都有美丽的木雕。廊檐下的石础上刻着梅兰竹菊，图案线条清晰，看上去年代没有那么久远。这院子本是张家大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他村庄一样，土改时切割成了多处分给了贫下中农，已经看不到完整的原样。

坪上村富贵的痕迹，除了张家大院的老房子，还有村口残存的牌楼遗址，遗址上只剩下一块石雕遗痕，中间裸露着榫卯的凹槽，图案花纹已完全看不清了……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平常的村落，不仅出过刘东星这样著名的清官能臣和书香门第的张家，还曾留下过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身影和足迹。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李贽受丁忧在家的吏部右侍郎刘东星的邀请，来到坪上做客，在这里完成了《明灯道古录》。

《李贽文集》中收有李贽当年在坪上留下的诗歌《九日坪上三首》《除夕夜道场即事三首》，辑录部分如下，以作佐证。

九日坪上三首

其一

如鸟飞飞到处栖，今年九月在山西。

太行正是登高处，无菊也应有酒携。

其二

坪上无花有酒钱，谩将沽酒醉逃禅。

若言不识酒中趣，可试登高一问天！

其三

身在他乡不望乡，闲云处处总凄凉！

古人若问凉边事，日射坪田索酒尝。

除夕夜道场即事三首

其一

众僧齐唱阿弥陀，人在天涯岁又过。

但道明朝七十一，谁知七十已蹉跎。

其二

坪上相逢意气多，至人为我饭楼那。

烧灯赤炭红如日，旅夕何愁不易过。

其三

白发催人无奈何，可怜除夕不除魔！

春风十日冰开后，依旧长流沁水波。

李贽是万历年间名满天下大学者，却因性格狷介、观点叛逆而为世所不容，社会对他多有毁谤，刘东星却非常欣赏他的渊博学问和超绝才华，在楚为官时就与李贽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李贽在诗中说到除夕夜的坪上，有“众僧齐唱阿弥陀”，印证了当年的山上有座寺院的说法。那时的坪上村民不过数十家，却有佛唱隐隐，书声琅琅。岑寂，绝不同于破败荒凉。四处漂泊的李贽在这里住下来，和刘东星父子三人夜夜论谈，有问有答，兴味盎然，乐此不疲。刘东星的两个儿子刘用相、刘用健记录了当时夜谈的部分内容，和李贽共同完成了《明灯道古录》一书，成为一时美谈。

李贽《道古录引》一文中说：“晋川（刘东星）昔辖楚藩，始会予，与余善。至是读礼山中，予往吊焉。晋川喜予至，故留予。谓予无家属童仆，何所不可栖托。晋川沁水人，而家于沁之坪上村。坪上去沁百里，村居不足数十家，颇岑寂。予喜其岑寂也，亦遂留。天寒夜永，语话遂长。时或予问而晋川答，时或晋川问而予应。……”

这段文字，至今读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虽然李贽的诗歌充满了漂泊的凄苦，却也有着人间的大快乐，大畅意。李贽在《答沈王》一信中说：“老朽久处龙湖，旷焉索居，无有长进，闻晋川居庐读《礼》，谢绝尘缘，故不远一千五百里就之，盖独学难成，唯友为益也。”

刘东星在《书道古录首》一文中说到李贽在坪上的情景：“先生欣然不远千余里与儿偕来。从此山中，历秋至春，夜夜相对。犹子用健，夜夜入室，质问《学》《庸》大义。盖先生不喜纷杂，唯终日闭户读书。每见其不释手抄写，虽新学小生不能当其清苦也。彼谤先生者，或未见先生而；倘一见先生，即暴强也投戈拜矣，又何忍谤，又何能谤之耶？”

《明灯道古录》顾名思义，就是在灯下说今道古的意思吧——四百年前坪上村一个漫漫的寒冬，有多少个夜晚，窗外或有大雪纷飞，或有西风怒号，或是月明如洗，而屋里却“烧灯赤炭红如日”，那应该是“红泥小火炉，绿蚁新醅酒”的意趣，几位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围炉畅聊……夜深了，会有仆人送来热酒一壶，小菜几碟，于是酒入诗肠，思绪愈发活跃，时或奇文共欣赏，时或疑义相与析，随口道来，含英咀华，喷珠唾玉，而后辑录成书，岂非人间之至乐乎？

刘东星一生为官清廉，严于律己，在《史阁款语》一文中自我评价说：“且余虽仕宦，而清素未脱寒酸习气……”史评“性俭约，历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刘东星两个儿子刘用相、刘用健也秉承家学，不同凡响。李贽在给刘东星的信（《答刘晋川》）中评价说：“令郎外似痴而胸中实秀颖，包含大志，特一向未遇名师友尔。”

笔者早年在《为文的妙处》一文中曾经引用过李贽在《焚书》卷三《杂述》中的一段文字，曰：“且夫世之真能文者，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时时有许多欲言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痛哭，不能自止。宁使见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余揽斯记，想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志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不说他的皇皇巨著，就这么一段文字，已让人绝然倾倒。

明万历二十五（1597），李贽应大同巡抚梅国桢之约，从坪上出发去了大同，在大同完成了《孙子参同》的撰写。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黄河决口于黄垌，运道堙阻，刘东星被起为工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事河漕。用了五个月竣工，耗费银两仅十万。皇帝下诏，嘉奖其绩，并擢升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李贽评价刘东星说：“公今暂出淮上，淮上何足烦公耶？然非公竟不可。夫世固未尝无才也，然亦不多才，故见才尤宜爱惜，而可令公卧理淮上耶？”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刘东星又奉命开通洳河。其时刘东星已患病在身，上书“求去”，皇帝屡次下旨“慰留”，万历二十九年（1601），刘东星积劳成疾，逝于任上，享年六十四岁。

刘东星去世后的第二年，于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因“离经叛道”不为当局所容，被捕入狱，不久于狱中自杀，享年七十六岁。

李贽出生于1527年。刘东星出生于1538年，王国光出生于1524年。他们是同一个时代不同季节的人。刘东星、王国光们营建的不只是豪门大宅，更是一座惠泽后人的精神家园，一段流芳百世的煌煌史话。这段史话是乡人的骄傲，也是国人的骄傲。刘东星的坟被平了，但环绕在他姓名之上的光辉是永远也平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