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先生说:“太守大人,您说前一段时间进京晋见皇上,想必对京里人事有一定了解。您可听说过所谓‘八友’、‘八顾’、‘八骏’之名?”
马腾赶紧谦虚道:“先生,您别这样称呼我,您叫我寿成好了。这些人的名字,我在京城的时候有所耳闻;回来后,刺史大人又专门给我说了这些人的情况,不知先生有何赐教?”
永嘉先生说:“那么你听说了以后,对此有什么看法?”
马腾说:“我对这些事情了解比较肤浅。我只是觉得,宦官一党太过嚣张,儒士一党过于坚执,而皇上又太过可怜。”
永嘉先生呵呵一笑,说道:“宦官,不论是先秦的赵高,还是后汉的十常侍,本是下贱杂役之人,一朝权柄在此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横征暴敛,为害朝庭与社会,实是一大痼疾与毒瘤。儒生饱读圣贤之书,本应秉承天道,惠泽万民,现在出现如此种种个小团体,虽说也有与宦官分庭抗礼之缘,但毕竟有违圣人之道。就朝庭目前情势,不论是宦官,还是士大夫,已都成了官场中人。两者不同的是,宦官要求的是利,而儒生要求的是名。无形之中,作为朝庭的两股最大的势力,均已身陷名利场中了。今日,宦官我们且不去说他,单说一下这些儒士。”
马腾道:“噢,先生有何教我?”
永嘉先生说:“人若求名,必被名声所累。
你想想看,如果全国上下都是儒士,那么儒士的称呼就没有了;如果当官的都奉法守职,那么循吏这个名词就不复存在。
同样,如果作子女的都孝顺,作臣下的都忠心,那么忠臣孝子的称呼就听不到了。
我曾读过深厚质朴的虞、夏之书,了解当时朝廷和各州行政长官的立身行事。
读过博大精深的《商书》,了解了伊尹、伊陟、傅说等人的立身行事。
读过义正辞严的《周书》,了解了周公、召公等人的立身行事。
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儒士,可当时人们并不称呼他们为儒者;他们都达到了奉法守职的良吏标准,可当时人们也没有把他们指作忠臣孝子。
从京都下至乡里、地方学校之间,没听说有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之人。山林和草泽等偏远地区,也没听说有避世隐居之人。
自从鲁国人以儒者相称,儒道在周代就开始衰微了;
自从郑国的子产、楚国的孙叔敖以奉法守职的官吏闻名于世,官吏的政绩在春秋列国时就开始衰弱了;
自从伯夷、柳下惠以志节高尚而显名于世,天下的事情就开始出现崇尚偏颇的弊病;
自从长诅、桀溺这些人以隐士的身份经常往来于山林草泽,怀才隐迹在渔民和樵夫中间的,就大都是避世隐居的人;
自从伍子胥因忠于吴王而在吴国受到赞誉,曾参因孝顺父母在鲁国受到称颂,忠臣孝子就寥寥无几了,就象天上参、辰两颗星遥遥相望一样。
士人若以一种品德在他所处的时代获得美名,那么可以充分说明,在他那个时代缺少的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说前汉有‘儒林’、‘循吏’的美称,并不是前汉时的好事;后汉有‘独行’‘逸民’的美称,并不是后汉时的好事。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在社会风气比较淳厚的时代,每个人的道德修养都差不多,回顾四望,并没有什么值得可以特别称颂的德望。
而社会上一旦出现了一些人人称扬的美名,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风气、人们所处的人文环境比较轻浮,所以才显得这个人比较特殊、高大。
在《诗经》中,有周初几位帝王所作的《雅》诗,然在序言里并没有特别评论它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