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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可汗盛名下的唐太宗（第3页）

“朕决定退位。”李渊把说出来的话付诸实行，是玄武门事件两个月后的事。

“朕不想让你感觉碍手碍脚。你为朕建造一处退隐场所吧!”

这是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八月的事。翌年起，元号由武德改为“贞观”。

贞观这个元号——直持续到太宗李世民去世，前后共二十三年的时间。在动辄改元的那个时代，太宗经过其二十三年治世，一次都没想到改元的必要。

高祖李渊，退位将近十年始终都很康健，到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才去世。

贞观年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为良好的时期。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史书如此称证。这个时代的社会，几乎被描写成乌托邦。后世的为政者，都以这个时代为良好政治的典范。日本清和天皇时代就仿效于此，亦定元号为贞观。理想国时代因玄武门血腥事件而启幕——这不是件充满讽刺的事吗?

3、武夫的身份，“文皇帝”的美称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与秦皇汉武齐名、有文韬武略的皇帝，他将儒学投入到政治生活实践当中，成功地以武夫的身份获得了“文皇帝”的美称。唐太宗能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因而成为在各种电视剧中热播、在通俗作品中细说或戏说而被老百姓街谈巷议的皇帝，一个唯独历史家已经无话可说的皇帝！

从晋阳起兵到唐朝建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李世民立有大功，他参与了晋阳密谋，起兵后亲自带领右三军，身先士卒。他治军严整，战功卓著，特别是在重大战役的关键时刻，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在唐王朝建立之后的一系列统一战争中，李世民肩负重担，亲自指挥了对薛举、薛仁呆的战争，对刘武周的战争，对王世充、窦建德的战争，不仅为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也为统一全国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

唐太宗一生事业，以武拨乱反正，完成和巩固统一。他虽然是凭借武功走上皇位的，但他格外重视思想教化，积极提倡儒学，大力兴办学校，组织人力编修史书，偃武修文，以文德治天下。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他的文治自然包括以儒家的“仁政”治理天下，同时还指弘扬儒学，尊崇儒术，统一经学，大办学校，制订礼乐，编纂史书等等。太宗的文治对于“贞观之治”的出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接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使贞观时期成为唐代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太宗在《帝范·崇文》中指出：“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

又说：“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陈，当此之际，则贵干戈

而贱痒序。及乎海岳即晏，波尘已清，……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

这段话中虽仍然大谈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绥海内，但却提出了“以儒为本”的思想。唐太宗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将门之后，他的少年时代没有受过专门的儒学教育，但他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却以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注意儒学。在戎马倥偬之中，博览儒家经典。因为太宗认识到，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要想治理天下，必须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因而他对孔子和先儒也特别崇敬。

唐太宗尊孔崇儒也受乃父的影响。武德二年，高祖李渊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裔为褒圣侯。太宗即位后，于贞观二年六月，他对大臣们说：“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极力抬高孔子的社会地位。“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全国州县都置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又下诏，尊孔子为宣父，并在兖州修庙，“给户二十，充享祀焉”。

唐太宗还两次褒扬历史上的名儒与经学大师。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二月，褒扬梁皇侃、褚仲都，北周熊安生、沈重，南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下诏令，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先儒配享孔子庙。还规定：“并用其书，垂于国胄。”这些经学大师师承有别，流派不同，而唐太宗并未囿于汉魏以来经学派别的门户之见，不管是古文学家与今文学家，不管是南学与北学，郑学与王学，都一概尊崇。其实，随着政治的统一，儒学学术流派的统一、思想的统一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唐太宗这样做，也是经学发展要求统一的反映。这就为唐太宗时期统一经学打下了广采博取、兼收并蓄的思想基础。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贞观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反过来，帝王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曾与大臣讨论“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李世民英挺卓越，是位有战略眼光的封建政治家，在他为秦王时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由武功转向文治。所以在戎马生涯中便“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十八学士均为儒学之士，他们各有专长。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加之唐初魏徵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他们君臣关系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古时君王接受批评或规劝，称之为纳谏，臣民规劝或批评君王，叫做进谏。唐太宗曾问大臣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赞成这个观点。唐太宗还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因为敢于当面指出唐太宗的不足并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而深得唐太宗的信任。裴矩原是隋炀帝非常喜欢的大臣，很有些才干和见识，隋炀帝是不喜欢人规谏的，谏臣多遭杀身之祸。裴矩聪慧，处处奉承隋炀帝，很为隋炀帝出了一些祸国殃民的坏主意，如夸富西域，远征高丽等，因此裴矩被称为隋朝的佞臣。可是，入唐以后，裴矩却常常在朝堂上据理谏诤，故而又被看成贞观诤臣。裴矩历经隋唐两代，判若两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显然，裴矩还是裴矩，只是唐太宗与隋炀帝的作风不一样罢了。

唐太宗为网罗人才，非常重视科举制度。古书上记有一段故事：唐太宗在端门上看到许多新考取的进士鱼贯而出，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矣!”

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所以他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房玄龄、魏徵、李靖、戴胄、王硅等，都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道，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己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激情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总体上来说，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统治者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