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k啦言情小说

第三章 知荣识辱曾国藩的恪守道德之律（第3页）

曾国藩语录：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能可大可久。

“朴实”二字，曾国藩经常提及，用于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他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可以说它们综合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要求，体现了其中的真正精神。“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最高人生理想。曾国藩之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

为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的重要性。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

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为民请命”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曾国藩出山领军，与其说为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更多地受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以此为目标，正体现了“朴实”二字的精神。对于狡猾的洋人，曾国藩也本着“朴实”二字，认为如此会换得洋人，的同情理解。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因为中方也有失理处，兼之国家势弱，无力与抗，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曾国藩提倡“朴实”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他最厌官气。他所谓的“官气”特指当时官场中的习气。自嘉庆以后，清朝吏治腐败日渐加剧，养成了一种浮滑的风气，对此，曹振镛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就是绝妙写照。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为扭转这种风气，他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措施。

1850年，道光皇帝在内忧外患中抑郁而死，咸丰皇帝继位，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免了奸猾腐败的穆彰阿等人，下令开言路、求贤才。曾国藩认为扭转风气的时机已到，当即上奏备陈民间疾苦、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的种种积弊。他所提的，都是其他圆滑世故的大臣所不敢言的，忠切之心、恳切之情跃然纸上。但咸丰并未听从，而是置之不理。

曾国藩苦候多日，心情更切。最后决定犯颜直谏，上了著名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他认为满朝官员谨小慎微，“脂韦唯阿”之风越来越盛，皇帝再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惯，就会给国家酿成祸患。在此疏中，锋芒直指咸丰帝，批评他“因小失大”，“徒饰纳谏之虚文”，“骄矜自是”，并举出一大堆实例。咸车帝览后大为震怒，下令严处，幸亏大学士祁隽藻等求情，曾国藩才得幸免。

曾国藩的进言虽未有明显效果，但他的朴实作风给浮滑的官场注入了新鲜气息，他也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名声，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从军之始，曾国藩为了进一步纠正这种“官气”，采取了以猛振顽的手法，以申韩的法家之术伸张儒家大义。他把这种“官气”描绘为“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为扭转它，不得不“矫枉过正”。1853年，他给湖南名绅黄淳熙的信中痛陈了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阁下风格，不似世间桔槔故态，随人俯仰者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软熟和同之像，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同年底，他又给湖北学政龙启瑞写信，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侧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困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唯恐人心攘臂而与其间也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方今主忧国弱，仆以近臣，而与闻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即先部治而后上闻，岂为一己自专威福?所以尊朝廷也。

曾国藩这番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遭到许多官吏的反对和抵制，但仍然收到了明显效果，最重要的是激励了一批有志有为的人才敢于）中破这种官风，敢于作为，培养了一种朴实的风气。后来曾国藩总结说湘军集团之所以能崛起，将如火如茶的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正是由于此“朴实风气”。

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部下名将张运兰信中说道：“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咸法，故声名历久不衰。”鼓励他“整顿岭南军务，不特革其骄疲之习，尤宜挽其浮靡之风”，“坚持定力，崇朴去浮”，保持朴实的良好作风。

后来曾国藩待人办事渐趋于圆通，不似开始时锋芒毕露，但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终生恪守“朴实”二字，并屡次以此告诫部下朋友。如他在给手下将领的批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进而总结说，“古人之有为者，不外乎此。即近日湖南诸贤，亦不外此”，把“朴实”视为办大事有作为的必备条件。他认为“朴实”是人的根基，只有根基稳，才能枝繁叶茂。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言（后官至太仆寺卿）的信中教导说：

方今浮尚浮华，目染耳濡，不患不趋于文，只患不葆其质。植根朴拙，乃大器也。

他的朋友吴坤修，曾与曾国藩相互勉励，并在曾帐下当过幕僚，1866年升任安徽按察使。临行前，曾国藩特地加以叮嘱，后又写信观诫，主要也是让他除官气，归朴实，信中是这样说的：

阁下向采每遇得意之际，说话多不检点，又以游幕过久，官气颇重。湖南、江西物望之损，大抵由此二端。今骤当重任，务望时时省察，摒除官场之习，力戒浮薄之言。

对于他人，曾国藩也常以此二字相告。一般人以为，处世以圆滑为上，并每每以此为努力方向，实则是对世事不明所致。曾国藩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他强调的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反受其害。以“朴实”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常守朴实规模，方可培成大器”的真义所在。

居官必败的四种人

曾国藩语录：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也有不清不白稀里糊涂被免职罢官的。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如何、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在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时，归纳出了居官而败的四者：

其一为“昏惰任下者败”。曾国藩说，为人主者，不可能知晓所有的天下事，不能不委派任用贤能的属下，但属下的贤与不贤，又难以全部了解，就不能不信任自己左右的臣属。然而受到左右臣属赞誉的人，未必就是贤才，受到左右臣属所诋毁的人，未必就是庸才。所以，耳目不必依靠别人代替，予夺之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古庸臣在位，他的才能遇事处理时就显得不足，巩固自己的宠遇则很有办法。这类人羞于粗茶淡饭，大多贪心且行事卑鄙，善于阿谀奉承，一旦大权旁落到这类人手里，政治将日非一日，国家将大难临头。

唐玄宗李隆基，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集明君和昏君于一身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期，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重用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把贞观以来的大好形势，推进到了开元盛世。然遗憾的是，唐玄宗未能做到善始善终。在他执政的后期，纵欲无度，生活奢摩，昏惰任下，造成了天宝危机。公元736年，唐玄宗因废太子事，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之职，改任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口密腹剑，给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在位十九年，政治败坏、天下大乱。李林甫死后，外戚杨国忠继任宰相，使政局更加昏暗。唐玄宗除了任人唯亲外，还重用宦官。玄宗后期，宦官增至3000多人，五品以上者就有1000余人。按唐旧制，宦官品级不得超过三品，而宦官杨思勖的品级竟从一品，一直封为国公。更有甚者，开元末年，四方奏表都有高力士阅示、处理。像宇文融、李林甫、

安禄山这样的误国之臣，都是走了高力士的后门才取得将相之高位的。唐玄宗的用人不当，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终于造成了天宝危机，暴发了“安史之乱”，使强盛的唐王朝由此而走向了衰败。历史的经验说明，为人主者要敏于观察，知人善任，在用人上，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国家兴亡、事业兴亡的关键。历史上，亡国之君，败事之臣，其祸都源于昏惰任下。

其二为“傲狠妄为者败”。曾国藩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人因骄傲而妄为，而奢、而淫、而佚，而无恶不作。人欲求成立，就必须除掉骄傲的恶习，“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且不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地；明思宗朱由检，在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他即位之后，改革旧弊，诛杀阉党，大有励精图治之志，然遗憾的是，思宗本人刚愎自用，自作聪明，在内忧外患俱存的危急之秋频罢宰相，“用匪其人”，遇事急于求成，误杀、乱杀了诸多朝臣。例如：思宗希望增强辽东一带的防守，在群臣的推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赴任时，他还赐酒慰劳。后来，皇太极亲带大军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人塞劫掠。因袁崇焕以前曾与清议和，有人诬陷他引诱清兵来逼迫议和，将要缔结城下之盟，思宗便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第二年处死。如此等等，使本来就缺乏人才的明朝更加无人可用，思宗又重蹈前帝的覆辙，起用宦官，终于导致了明朝灭亡，思宗吊死煤山的残局。明思宗既不知人，又不自知，因而造成了事与愿违的恶果。

其三为“贪鄙无忌者败”。为官不可任情放纵，随心所欲。汉桓帝、汉灵帝好利贱义，成为有名的昏君；隋炀帝奢侈腐化而死于非命；吕不韦贪鄙无忌最终自饮毒酒；田延年贪赃枉法事败自刎。在《蜀记》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秦惠文王准备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出兵蜀国的捷径，于是就让工匠雕刻了五头石牛，并把金子装在石牛的屁股后面。蜀人看见了，以为石牛能屙金子。蜀王便派五个大力士将石牛运人蜀国，运石牛的道路修成了，秦国的军队便跟随其后。对蜀国发动突然袭击，蜀国便亡国了。历史上像这样亡国、亡身的教训不可胜数。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既居高位，享受厚禄，就应立身忠正，行事廉洁，切不可贪鄙无忌，引火烧身。

其四为“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曾经指出，用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旧唐书》云：“去邪勿疑，任贤勿二，可以兴矣。”去除邪恶之徒不要犹豫不决，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切忌三心二意，这样任何事情都能兴旺昌盛。明太祖朱元璋在乎乱之时对徐达信之任之，从来不对其进行任何节制，朱元璋对徐达说：“将军的智谋勇敢超群绝伦，因此才能遏制贼人，削平群雄。逢事一定禀报，这是将军的忠诚，我对此十分赞赏。但是，将在外，君主不便指挥。将不视军中情况缓急便宜行事。我不加以约束。”即使徐达订了败仗，损失残重，也未遭受过朱元璋一句指责。正是由于朱元璋的高度信任和宽容博厚，才使得徐达有了拔取两座都城、三个省会、百余个郡邑的战功，为明朝的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用人才时候，要给与充分的信任，不能存在任何猜疑之必。身为人主，切不可多疑善忌，用人不专，朝令夕改，反复多诈，否则将自引其咎。当年的“赤壁大战”，曹操就是由于对水军统领蔡瑁、张允缺乏信任才中了孙刘的“反间计”，从而使其水师失掉了水上优势，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史实证明，上以推诚待下，下必谒诚而效命，只有上下一心，上下同德，才能成就大业，兴旺百事。

历来仕途多变幻。曾国藩置身官场的漩涡之中。且能洁身自好，常保盈泰，除了他自身聪敏，善于处变而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在总结居官四败的基础上又从“责任、道德、才具、态度”四方面，提出了为官的要求，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己践行，没有一刻放松对自己的戒惕和监督，因而才得以在宦海的风浪中稳步前进，步入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