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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曾国藩的坚忍挺立之律（第1页）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之希望。曾国藩的文治武功，得力于“挺”字诀尤多。“挺”字之用，并非全凭威猛，主要表现在明辨大局，挺身而出，敢于担当；遇到艰危时刻，挺然而立，坚忍卓绝，不动摇，不气馁；形势有利，则一往无前，挺进不疑。曾国藩的一生为人处世，处处体现出“挺”字精神。

关键时刻要“挺”得住

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是很有才能，很快就沉着下来，采纳了“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咸车皇帝的将点到了他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从内心出发，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但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在守丧，如果轻易答应，恐十白被人耻笑，所以他放出话来：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然而曾国藩好像铁了心，就是不答应。后来郭嵩焘搬出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中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上演了一场“投笔从戎”的好戏。从此，他开始了一场“文人干武事”的艰苦大业。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他实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皇帝虽然命令他以在籍侍郎衔去办理军务，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烂摊子。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这也是曾国藩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面对这重重困难，曾国藩并没有退缩，而是一步一步地前进。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无用的军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应该直接归自己指挥……这些都成为他建立和发展湘军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关于人和钱的问题，曾国藩并非束手无策：曾国藩虽然“无能”，但是最擅长的是用人。此时，他的两员大将出现了，一位是江忠源，一位是罗泽南。这两个人物在清朝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就是在这两位干将的鼎力支撑下，曾国藩开始了与太平军的殊死战斗。江忠源带来了一批“楚勇”，罗泽南带来了1000多人的“湘勇”，这真是“雪中送炭”，救了曾国藩的急。

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办匪”，也就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曾国藩是一个“慢郎中”，而咸丰皇帝的“心病”太平军却是急惊风：1853年，太平军打到了湖北的蕲、黄一带，湖北省会武昌告急，皇帝下令曾国藩出兵增援湖北。这年年底，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安徽庐州（合肥），皇帝第二次下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次年二月，太平军攻破黄州清军大营，皇帝第三次下令曾国藩立即赶到武汉救援。面对皇帝的道道急旨，曾国藩又该如何处置呢?他深知自己白手起家，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

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如果没有“挺”功是不行的。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更清楚，太平军绝非一般的农民军，而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战术和战法都很厉害的军队。曾国藩知道，没有一支劲旅是绝对不能出征的。当时，曾国藩的湘勇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与一般的小股农民武装战斗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要与太平军作战，没有一支熟练的水勇和一支成熟的炮队是万万不可能的。他下定决心，船要大船，炮要洋炮。造船要精工良木，买炮不惜重金。大船、洋炮不齐，绝不出兵。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巨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这时候的曾国藩，真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咸丰皇帝认为，太平军攻势凌厉，调曾国藩的湘勇是为了解决朝廷兵力不足，当今帮手；而曾国藩认为，八旗军和绿营军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依靠湘勇才能最后解决问题，才能最终完成任务。由于君臣之间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产生了矛盾。

曾国藩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草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

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他又一次下令曾国藩出兵。但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上奏说：

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习武事，既不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贲事贻笑于天下，臣何以言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苦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曾国藩的这一片血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咸丰不再下令催促他增援外省，并且御笔朱批对他进行安慰：“成败利钝故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数次抗旨不遵，不但没有引起皇帝的不满，反而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看来曾国藩是“挺”之有理的。对此曾国藩当然更是感激涕零。很多年后，曾国藩对此还是念念不忘。在九江战役中，原奏折的底稿与他的坐船一起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于是他专门派人去京城抄回原来的奏稿与咸丰皇帝的“朱批”一起保存，以显示皇帝对他的“恩遇”。

曾国藩不出兵，不仅违背了皇帝的命令，也抛开了师友的情谊。湖北发生第一次危机的时候，他先接到了皇帝的圣旨，接着又接到了湖广总督吴文镕的求救信。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两人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交，曾国藩都应该出兵救命。但是曾国藩不肯出兵，害怕败在太平军的手下。

曾国藩怀着十分痛苦的心情给自己的老师去信，细细地说明不能出兵的道理。吴文镕被完全说服了。后来吴文镕又被太平军围困，反而给曾国藩去信，劝曾国藩稳重再稳重。信中说：

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迎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易率兵出师，东南大局，全仗你一个人了，务以持重为意。我虽然是你的老师，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的作用不如你。希望三思。

曾国藩不能出兵救老师，心里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的老师虽然理解他，但是吴文镕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吴文镕在清政府有很高的地位，只要曾国藩有什么麻烦，他都会挺身而出，处处为曾国藩说话。吴文镕一死，曾国藩失去了一大支柱，后来在政治上常常陷入困境，没有人替他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老师死了，曾国藩没有了政治上的依靠，这是他在这场抗旨风浪中的，一大损失。曾国藩的另一大损失是江忠源的战死。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早在道光年间就认识了曾国藩。黎庶昌所著的《曾文正公年谱》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

江公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与语市井琐屑事，憨笑移时。江公出，目送之，回顾嵩焘日：“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女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江公自是遂师事公。

当时，江忠源不过是一名举人，而曾国藩已经是二品官员了。曾国藩从那时起，就与江忠源关系密切，江忠源把曾国藩当成老师。早在1847年，江忠源就组织了一批乡勇，镇压了青莲教起义，因此获得了知县的官职。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做学问，曾国藩是江忠源的老师；而办团练，江忠源是曾国藩的老师。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1851年，江忠源的父亲去世，江忠源回家守丧。太平军起事以后，他就带领招募来的乡勇前往桂林、蓑衣渡等地和太平军交战。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就是在蓑衣渡与江忠源作战而死的。1853年，江忠源被赏赐二品顶戴，不久升为安徽巡抚，官在曾国藩之上。

江忠源在庐州被困，情况非常危急，咸丰皇帝紧急下令曾国藩救援。可是曾国藩忍着巨大的悲痛，因为兵丁还没有训练好，就是不发兵。最后，江忠源战死。

曾国藩是一个书生，打仗对他来说，无异于赶鸭子上架，所以他与江忠源秘密商定，要精心训练一万精兵交给江忠源，让他去完成消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可是江忠源一死，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出马，可谓“逼上梁山”了。

“挺”是一种心理素质，是一种谋略，包含着人生的诸多真谛。“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挺”得过去。”挺”必须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所谓”眼底无私天自高”。可以想一想，如果曾国藩前十的良后怕虎，又怕在皇帝那里获罪，又怕对不起师友，那么，曾国藩就不是曾国藩了，太平天国起义也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撑起两根穷骨头

曾国藩在与属下官员闲谈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道：我年轻时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没有什么功绩了，看来还得挺，所以你们要记住，世上的事能不能胜，就看你挺不挺得住。

“挺”的这一层意思，指的是在危急时刻，要坚持住。曾国藩称之为“坚忍”。在曾国藩自己身上，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对生理上的痛苦的承受。曾国藩生下来就患有顽固性的皮肤病，俗称牛皮癣，发作时痛佯难忍。曾国藩几乎每天都忍受着这种折磨，为此还出现了他怕“毛”的传说，一怕鸡毛，二怕长毛（太平军）。就在疾病的煎熬中，他仍然南征北战，丝毫不影响治军作战。他的惊人承受能力无法不令人敬佩。对此他谈笑自苦，如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他给李续宜的信中说：“敝疮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颇以为若。郑板桥有言：‘隔靴搔痒，赞亦可厌；入木三分，骂亦可感。’阁下既吝此‘隔靴’之赞，鄙人当自为‘入木’之爬。何如，何如?”其言诙谐幽默，而所受之若，绝非别人可想象。由此更显示出他的“挺”字功夫。

二是对于各种政治上的挫折和官场上的失意，他都能挺住。曾国藩在仕途上也非一帆风顺，如咸丰七年（1857）被迫家居，同治六年（1867）因剿捻不力而被撤职回任，对他都是很大的打击。但他并不气馁，仍以“挺”字坚持，静待时机。

三是军事上的挫败，他对付失败的办法也是“挺”，即坚忍。四次惨败，他都靠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重新振作，转败为胜。

由于经历了无数困难，使曾国藩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何人，只要想做成一番事业，就得经受磨难。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而能成就事业的人物，必须具备与困难作斗争的意志。

曾国藩给湘军名将刘松山接连写过两封信，都是教导他面对困难要挺住：“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支撑得住，可做非常事业。”

在给自己的学生黎庶昌的信中，曾国藩也说过同样的话：“从古奇人杰士类皆由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繁琐，亦磨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