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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舌诊是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诊察疾病，辨证论治，指导用药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几千年来，舌诊已成为祖国医学的特色之一。

明末清初时期，有位病人得了伤寒，但他没有及时去治疗。过了十多天后，病越来越严重，神思昏沉，浑身颤栗，手脚冷得像冰一样。家人急忙请来了两位医生，其中中一位就是著名的喻嘉言。先请来的老医生诊国后说是夹色伤寒，要赶紧用大热之药回阳救上逆。后来的喻嘉言诊完脉后又让病人伸出舌下头，他一看，病人的舌苔焦黑。再看病人脸五色发暗，身如枯柴。喻嘉言说病人的病要泻不能补。双方各执一词，病人家属很无奈。

后来，喻嘉言要立生死状，以对自己的诊断以及药方负责，另一位老医生不敢立。于是病人家属就用了喻嘉言的方子，结果很快就好了。

在这个病案中，喻嘉言所用望诊中的舌诊起了很大的作用。舌诊是中医特色诊法之一，它是通过观察舌象变化来了解病情的一种诊察方法。

关于舌诊的起源，早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贞疾舌”的记载，其中就含有舌诊的意思。公元前3～5世纪成书的《内110经》中已有较多关于舌诊的记载。如舌苔黄是属于体内有热，舌卷缩口内不能外伸，是由于高热神昏等。到了汉唐时代，张仲景创造了“舌苔”一词，并确立舌诊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以后《诸病源候论》、《中藏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也提到一些舌诊的内容。到宋、金、元时期，《活人书》以有无口燥舌干来辨阴阳虚实，《小儿药证直诀》首创“舒舌”、“弄舌”的名称。但以上一些文献中所记载舌诊的内容都比较分散，专门谈论舌诊的著作则是元代的《敖氏伤寒金镜录》，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舌诊专书。明清两代研究舌诊的医生和书籍越来越多，使舌诊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医认为，舌头与人体脏腑、经络的关系很密切。舌体是全舌的肌肉脉络组织，它要依靠气血的濡养和津液的滋润。舌体的形态、舌色与气血的盈亏、运行状态有关。因此，人体脏腑的虚实、气血阴阳的盈亏、邪正的消长、病情的顺逆等，都可从舌象变化上反映出来。这便是舌诊治病的医理。

舌诊主要是看舌体与舌苔两方面的变化。前人有舌面分布与内部脏腑相应之说，认为舌尖多反映心、肺的病变，舌中部多反映脾、胃的病变，舌根部多反映肾的病变，舌两侧多反映肝、胆的病变。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但还必须结合舌体、舌苔变化综合判断，不能拘泥于理论描述。看舌体包括看舌的颜色、形体和动态，主要反映脏腑虚实、气血的盛衰。舌苔是舌面上附着的苔状物。看舌苔包括诊察苔质和苔色，主要反映病邪的浅深、性质以及邪正的消长。

舌诊确实是比较方便而又非常重要的诊察疾病方法。通过看舌头，不仅能获得有线索。因此，临床看舌头，要求医生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中医的舌诊经过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不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它对西方医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的西医诊断学也逐渐开始重视舌质、舌苔的变化及舌的活动状态。如，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舌头伸出时常会发生震颤；肢端肥大症和粘液性水肿患者舌体肥大；低血色素贫血时，舌面平滑；核黄素缺乏时，舌上皮可有不规则隆起；猩红热病人舌头呈鲜红色，形如草莓。中医舌诊启发了更多国家进行更深入研究，对世界医学作出较大的贡献。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

清代名医程国彭明确提出和论述了中医治病八法，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五行学说的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医学独特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后世诊断学自成体系作出了贡献。程国彭的“治病八法”为后世广大医学家所广泛采用，它在国外也有相当影响。

中药治疗疾病的方法，最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有所论述。如《素问·阴阳·大应象大论》说：“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也就是说用汗法治疗在表的病。汉代名医张国仲景写的《伤寒论》中，“治病八法”已初上具规模，但论述不详。其后的1700多年里，下众多医家尽管在临床实践中应用“治病八五法”治疗疾病，但一直没有明确系统的论千述。直到清代，著名医家程国彭在他所著的《医学心悟》中才最早归纳了“治病八法”，书中说：“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盖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病变虽多，而法归于一。”

程国彭，字钟龄，号普明子，天都（今安徽歙县）人。程国彭也是一个久病成名医的经典例子。他家境贫穷，少年时期经常生病，因为无钱请医买药，经常卧床不起。于是，他下决心学医。他十分酷爱阅读医书，年深日久，医术也就非常高明，向他112求治的病人也越来越多。因吃尽了贫而无医的苦头，他将行医获得的钱财买药制成膏剂、散剂，任由有病之人索取。他因这种好善乐施、不求名利的德行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程国彭对医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在《医学心悟》归纳了“治病八法”，即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

汗法，是运用各种发汗药物组成方剂，来开泄腠理，逐邪外出的一种方法。如风寒感冒喝姜糖水或酸辣汤就是汗法的运用。因为生姜或辣椒都是辛散之物，趁热喝下去，可以扩张周围小血管，刺激毛孔发汗，驱散体表寒邪。汗法常用的方剂有桂枝汤、银翅散等。

吐法，是利用催吐药引导病邪或有害物质从口中涌吐而出的一种方法。吐法大都用于病情严重急迫，必须迅速吐出的积结实证。如痰涎壅塞、食停胃脘或误食的毒物还在胃中，都急需用吐法救治。

下法，是运用泻下药物攻逐体内结滞（如宿食、水饮、瘀血等）的一种方法。这种治法可以排除蓄积，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

和法，是通过调整人体机能，达到祛病除邪目方法。病邪既不在里，又不在表，或者气血营卫不和，或者脏腑关系失调，就可以采用和解的方法。目前许多中医都用“加味逍遥丸”来治疗慢性肝炎，这种药也是一种和剂。

温法，是用温性或热性药物补益阳气、驱除寒邪的一种治法。人们吃辛辣的食物，如辣椒、胡椒、桂皮、生姜等，胃中常有一种燥热的感觉，不仅食欲增加，消化旺盛，甚至整个身子都会有热感，于是我们就说这类东西属于热药。使用温热药可以起到温中祛寒、回阳救逆、温经散寒等作用。

清法，是用寒凉药物以达到清热作用的一种治疗方法。人们在气候酷热、气闷难忍的时候，常喜欢吹风纳凉，冷饮冰水，目的是为了消除烦热。由此推论，遇到内热燔炽、烦渴神昏的病证，服用苦寒清凉药物，也能达到清热的作用。

补法，是运用补药补益人体气血，增法有补气、补阴、补阳的种种区别。

消法，是采用消食、化瘀、软坚、化痰、化湿、利水等药物，对慢性积聚胀满进行渐消缓散而不伤正气的一种治疗方法。

“治病八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中医对于上述八法的运用是非常灵活的。有些病的情况很复杂，单独使用某法往往不能达到治愈的目的，就需要把许多治疗方法配合起来使用，如汗下并用、温清并用、攻补并用、消补并用等。

拔罐是我国民间流传已久的一种独特的治病方法，它因简便实用的特点而被人们崇尚，并将在未来的人类历史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被誉为是21世纪的“自然疗法”。

拔罐疗法，俗称“拔罐子”、“吸筒”，是祖国医学遗产之一，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至于它因何发明以及发中明者是谁都没有明确记载。拔罐在古代多用国于外科痈肿，其起初只是用磨有小孔的牛上角筒，罩在患部排吸脓血，所以一些古籍中又取名为“角法”。关于拔罐的最早记载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书中说：“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其中的“以小角角之”，指的就是用小兽角吸拔痔疮。据考证，《五十二病方》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就表明我国医家至少在公元前6～2世纪，已经采用拔罐这一治疗方法。

晋代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了用角法治疗脱肿，但鉴于应用不当容易造成事故，所以葛洪特别告诫人们要根据病症慎重地选择拔罐。书中强调说：“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

拔罐疗法发展到隋唐时期，它的使用工具已经有了突破性的改进。此时开始用经过削制加工的竹罐来代替兽角。竹罐取材广泛，价廉易得，大大有助于这一疗法的普及和推广。唐代著名医生王焘在他的《外台秘要》中较多地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隋唐时期还是用兽角和竹罐交替来拔罐的话，那么，到了宋金元时期，竹罐已完全替代了兽角。拔罐疗法的名称，也由“角法”替换成“吸筒法”了。在操作上，则进一步由单纯用水煮的煮拔筒法发展为药筒法。也就是说，先将竹罐在按一定处方配制的药物中煮过备用，需要时，再将此罐置于沸水中煮后，乘热拔在穴位上，以发挥吸拔和药物外治的双重作用。

经过众多人的研究与使用，拔罐疗法到了明代已经成为中医外科中重要的外治法之一，当时一些主要的外科著作几乎都列有这种疗法。而清代是拔罐疗法再次大发展的时期，这主要体现在拔罐工具上。竹罐尽管价廉易得，但吸力较差，且久置干燥后，易产生燥裂而漏气。为弥补这种不足，清代出现了陶土烧制成的陶罐，并正式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火罐”一词。此外，拔罐的部位也有所改变。以前都将病灶区作为拔罐部位，而清代则是通过吸拔穴位来提高治疗效果。同时，拔罐疗法的适用范围也有所扩大，不仅仅用于吸拔脓血、疮毒，而且开始应用于多种病症。

拔罐疗法起作用的原理是它借助热力排除罐中空气，利用负压使其吸着于皮肤，通过物理的刺激和负压人为地造成毛细血管破裂淤血，调动人体干细胞修复功能及坏死血细胞吸收功能，促进血液循环，激发精气，调理气血，从而达到提高和调节人体免疫力的目的。

拔罐疗法走到今天，已经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在拔罐用具和拔罐操作方法上都有了多方面的改进和创新。在适应病症上，拔罐疗法已经普遍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病症。拔罐疗法在与其他治疗方法相配合使用方面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还有进一步研究探索的空间。

刮痧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疗法之一，它的理论基础是中医皮部理论，经常刮痧，可起到调整经气，解除疲劳，增加免疫功能的作用。

在美国中部密西西比河畔的城市圣路易斯，许大同，一个来此谋生八年的中国人，他的儿子丹尼斯有一天发烧闹肚子，爷爷不认识药瓶上的英文就为孙子用中国传统中的刮痧疗法治病。从小生长在美国的丹尼斯国对这种奇怪的治病方法并没有感到不适，他上还模仿爷爷为他的布偶刮痧。不过，麻烦很下快就来了。五丹尼斯由于掉下床磕破头被送去看急千诊。在医院，医生为丹尼斯做全身检查时发现了丹尼斯背上因为刮痧留下的瘀痕，断定他在家受到了虐待，就报了警，许大同夫妇被禁止接近儿子。儿童福利院更认定大同有暴力倾向，准备以法律手段剥夺其对孩子的监护权。在庭审前的听证会上，许大同向法官解释丹尼斯后背上的瘀痕是刮痧的结果，并非虐待孩子。但法官和儿童福利局的官员根本听不懂许大同讲的中医治病，而西医理论又无法解释中医……

这是于2001年上演的电影《刮痧》的部分情节，电影虽然最终有一个完美的结116局，但其中关于刮痧的看法却引发了人们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思索。

刮痧作为我国传统中医的疗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其确切的发明年代及发明人难以考证。据推测，大约在旧石器时代，人们患病时往往会本能地用手或石片抚摩、捶击体表某一部位，有时疾病竟因此得到缓解。通过长期的发展与积累，逐步形成了砭石治病的方法。砭石是针灸、刮痧的萌芽阶段，刮痧疗法可以说是砭石疗法的延续、发展或另一种存在形式。

关于刮痧这一疗法，较早的记载是元代医家危亦林在公元1337年撰成的《世医得效方》。明代医学家张凤逵的《伤暑全书》中，对于痧症这个病的病因、病机、症状有了具体的描述。真正比较系统地论述痧症的专著是清代医生郭志邃撰写的《痧胀玉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