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辅成和李贽这两个自由派,在讨论人不被朘剥才能获得自由,他们讨论的朘剥,不仅仅在生产中,还在生活中,衣食住行,房屋供给,医疗、教育、供水、生活垃圾处理等等基本生存需求的商品化,导致生产者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减少,自肉食者在衣食住行中掠夺了更多的财富。
反对朘剥的战场,不应该集中在劳动市场公允和生产资料归属这两件事上,还要看向作为人必须要拥有和取得的权利。
这就是林辅成和李贽的有限自由,朱翊钧对有限自由论是极为认可的。
林辅成和李贽,从姜维谈起,到君圣臣贤救不了天下,需要万夫一力,需要四方庶民获得自由,才能实现,逻辑是极为清晰的。
水窝子的水霸,通常会将水进行甜水井和苦水井进行区分,甜水井供应肉食者,苦水井供应穷民苦力,苦水井一桶水卖6文,甜水井也卖6文,因为水霸要用甜水来贿赂肉食者,维持自己独占这片区域的水井,维持苦水井高昂的价格,维持自己的利润。
比如五城兵马司就会禁绝城中打井,一旦发现,就会回填,甚至用差役等事儿为难,因为水霸们都会给五城兵马司的校尉们上一份贡奉,维持自己的地位,好处绝不是一桶甜水那么简单,贡奉才是利益。
水窝子是水霸,还有就是粪霸,粪道主。
另外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教育了。
在洪武建极之前,延安府,一共有三州十六县,仅有四座儒学堂,自洪武二年诏命“郡县立学校”后,至洪武十七年止,一共修建儒学堂20所。
北平府(顺天府)1府4州21县,儒学堂只有8座,到洪武十七年时,顺天府额外增设了21座。
宣宗朝胡濙上表言:国朝自洪武之初开设学校,内有国子监,外有学,教养之法甚备。
洪武十七年四月,太祖高皇帝再下诏:设岷州卫军民指挥司儒学堂,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同年润十月,辽东都司建立儒学堂。
在这段时间,有儒学士鼓噪‘边境不必建学、盖因边境之民不可教化’的风力,朱元璋非常生气,下一份冗长的圣旨,以‘圣人之教无往不行’为由反驳,痛骂儒学士就是不愿意到边方吃苦所以才如此聒噪。【注1】
自洪武十七年起,大明军屯卫所开始建设学校,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矢志不渝的建立军屯卫所的卫所儒学堂。
军屯卫所儒学堂,设官如府学之制,府州县和军屯卫所的儒学堂是完全相同的规格。
如此大规模的建学,西席先生、老师从哪里来?
洪武八年,朱元璋下诏,命御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当年三月,从国子监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遣之。
这就是儒学士反对边方军屯卫所建学的原因,因为没有老师,朱元璋那性格,一定会从国子监遴选,最后受苦的还是儒学士。
自宣德年间开始,军屯卫所儒学堂因为老师逃所,生员减少,军屯卫所儒学堂开始消亡。
历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到景泰五年时,已经是‘徒有学校之名,而无可餋之士,各边儒学,似此不少,宜悉革罢,以省妄费’,最终奉敕开始裁革边卫儒学堂。
而府州县学也在消亡,顺天府29座儒学堂,剩下了7座还在使用,其余皆被废置。
伴随着府州县学堂、卫所儒学堂的废弃,是大明朝的私塾、书院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束修变得昂贵了起来,但仅仅是束修昂贵也就罢了,重视教育的中国人,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
可是这拜闻达之士为师,隐形的门槛,才是最重要的。
林辅成所说的将匠人打造成贵族阶级,社会地位等同于士大夫,掌控生产资料的同时,还拥有向上跃迁,成为官选官,影响大明这艘大船方向的可能。
即,统治阶级。
“诚然,现在做不到。”林辅成十分肯定的承认了自己说的不过是镜花水月,他看向了所有人说道:“做不到,就必然失败。”
朱翊钧不再发问,林辅成是个意见篓子,他不需要具体的实践,他的说辞他的意见,总是充斥着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
比较有趣的是:林辅成围绕着人性本恶,用规则去束缚人性之恶的角度去出发。
如果从人性本善的孔孟之道,去看待这个问题,人性本善,在衣食无忧的时候,道德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崇高,军屯卫所、官厂团造、工兵团营、卫所儒学堂、府州县学、宏源大染坊的集体所有经济,都一定会成功,根本不需要讨论,去约束。
李贽看这个气氛过于严肃,开口说道:“最近在绥远出了一个熊罴,即熊廷弼,熊廷弼文武双全,天资聪颖好学,但在老家的时候,熊廷弼只能给地主放牛,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拜不得老师,也去不得学堂,最终靠着一把子力气,到了潞王府做了护卫。”
“被陛下赏识后,到了全楚会馆就学,大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前几日,阴山南有部族叛乱,聚啸山林千余众,熊廷弼单骑至询问究竟,得知乃因狼祸无以为继,熊廷弼单骑杀三虎,捣毁七处狼穴!令人叹为观止!”
朱翊钧听闻李贽如此说,就是眼前一黑。
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确实有传言部族叛乱,熊廷弼没有单刀赴会,他带着一百二十名巡检司弓兵一起去的,到地方,该部奴酋一看是熊廷弼,不敢轻视,说明了原因,不是叛乱,是狼祸闹得人活不下去了。
三虎、七狼穴的事儿的确有,但不是熊廷弼一个人干的,是一百二十名弓兵一起做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