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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当城市化遭遇逆城市化上1(第1页)

从2010年8月1日起,西部重镇重庆将开启一个当下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运动。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到2020年,重庆将形成在主城区聚集1000万城镇居民,非农户籍人口比重升至60%,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农民可以充分享受城镇的住房、教育、医疗等优惠政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沿海的浙江出现了不愿意进城落户,或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部分城镇甚至出现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回村里“当农民”的怪事。一时间“进城”、“出城”成为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话题。

土地的诱惑

根据2010年8月15日新华网的报道,浙江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更有意思的是,杭州、义乌、桐乡等地有200多名公务员把户口回迁到了农村。这些诡异现象的背后其实就是土地的利益。

(嘉宾介绍:李银,资深媒体人)

王牧笛:咱们今天的话题跟城市相关,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网友调侃说,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烦恼,而不是更美好,从美好到烦恼。我们看看现在中国的两个地方,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重庆,可能是当下中国最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潮流,农民成为市民。而在东部沿海,尤其是浙江,现在也是浩浩荡荡、暗潮涌动,叫“逆城市化”潮流。咱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从2010年8月1日起,西部重镇重庆将开启一个当下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运动。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到2020年,重庆将形成在主城区聚集1000万城镇居民,非农户籍人口比重升至60%,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农民可以充分享受城镇的住房、教育、医疗等优惠政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沿海的浙江出现了不愿意进城落户,或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部分城镇甚至出现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回村里“当农民”的怪事。一时间“进城”、“出城”成为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话题。

王牧笛:这是现代版的《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其实“逆城市化”这个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它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之后,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

李银:你还忘了一个条件,就是富裕程度,足够支撑他们向外迁移。但就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个人觉得还不是“逆城市化”。你们注意到没有,其实浙江、江苏那一带的富裕程度非常高的。如果不是因为那里农村的土地具有增值潜能的话,人们会愿意回去吗?

王牧笛:所以这是土地的诱惑。

郎咸平:我们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叫“逆城市化”?就是社会富裕了,老百姓更有钱了。美国“逆城市化”的时候,第一步,富人先搬出去,因为他们很有能力,有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他们搬出去之后,附近的一些基础设施就建起来了。第二步,中产阶级搬出去,因为富人搬出去之后,相关配套设施也慢慢出来了。

李银:它能带动,有辐射的。

郎咸平:对,更多配套设施出来了后,一些工厂也搬出去了,到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多项功能的小城镇。这小城镇交通不拥挤,环境优雅,治安良好,工厂、公司又都在附近,慢慢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依附于大城市的小城镇,这就是一个富裕社会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王牧笛: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是因为中产阶级这帮富裕的人群搬到了郊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觉得在节奏繁忙的城市里面,没有野营烧烤、没有休闲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李银:他们需要家庭生活。

郎咸平:所以中国的烤肉架在美国卖得特别好。

王牧笛:是中国制造吧?

郎咸平:中国制造。他们后院里都放一个中国制造的烤肉架,下了班在家烤烤肉,再一起游游泳,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过得非常愉快。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根据2010年8月15日新华网的报道,浙江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这种现象太有意思了,难道这代表说我们的“逆城市化”是我们富裕的开始吗?

王牧笛:我们平常说的是“农转非”,现在这个词叫“非转农”。为什么会出现“非转农”?其实就是土地的利益。

郎咸平:我这还有一个数据,杭州、义乌、桐乡等地有200多名公务员把户口迁到农村了,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争夺补偿分红。你看在我们“城市化”快的地区,农民即使什么都不干,靠租土地一年坐收几十万。

李银:我们的“逆城市化”其实就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但这个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我跟您举个例子,广州新塘那边的很多村民就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城市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也等着分红。

王牧笛:因为这个户口不单单是一张纸,户口的背后有好多配套的福利,所以这次这个“逆城市化”被媒体解读为一个“伪命题”。就是说它是一个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逆城市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土地现在越来越值钱了,透过土地可以拿到很多高额的回报。

李银:对,尤其是郊区的土地。

王牧笛: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注脚,就是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需要不断地征用土地,所以你有农村户口,就能够享受土地增值的红利。

李银:日本有一个学者叫大江守之,他把都市圈的成长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城市化”,“郊区化”是第二阶段,第三个就是“逆城市化”,最后才是“再城市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都市圈,像日本的东京、美国的纽约,还有英国的伦敦,都是辐射影响。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我们刚刚到“郊区化”这个阶段。

王牧笛:其实美国也经历过“郊区化”。刚才我们讲的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有钱阶层跑到郊区买房子,形成一种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的“郊区化”可能更多看中的是郊区的土地。

李银:对,我们现在还在建设郊区。

郎咸平:我们现在能“郊区化”吗?万科不是在北京的顺义开发一项地产嘛,还自备到城区的巴士,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配套。请你想想,如果你住到那个鬼地方去,早上8点钟出门,再碰上塞车,中午才能到市区。有钱人敢搬到郊区去吗?不敢,只敢待在市区里面,最好住在三环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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