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徽不成镇”的民谚,恐怕是最能体现徽商当时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了。这句民谚是徽州人自己说出来的,因为它带着一种自豪,带着一种自信,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正如徽州号称“东南邹鲁”,自诩为儒学的正宗,他们同样在商场上,也自诩是经济的主导。
1.纵横商海,手不释卷
读书是徽州地区的优良传统,也是徽商好儒的表现之一。曾有徽商在自己的门楹上书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万世家风唯孝悌,百年世业在读书。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明代歙县人黄镛,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于“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赀大丰裕”。
明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商人吴彦先,一有闲暇便浏览书史,因而善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也自以为不及于他,故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必获倍利,遂一时成为众商的智囊。清代歙县人叶天赐,“性聪颖,嗜学工诗,擅书法”,因家贫而为他人行贾,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
读书,提高了徽商的生活品位,增强了他们的经营能力,促使徽商仕贾结合。因为当时社会行业风气以“仕”为贵。以仕的身份看待商人,是商人莫大的荣耀,表明其社会地位的提升。
好读书也对徽商的成功经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从文化典籍中汲取商业经营理念。歙县商人汪世贤说:“要做好生意,就需要像伊尹、姜子牙那样的谋略,孙武、吴起那样的用兵战略,商鞅那样的坚定不移地推行法治的精神。”又说:“致富没有具体的行业,买卖货物没有固定的主顾,只要你能干,所有这些(指财源)都会源源不断地来临。”若不是读书,汪世贤对商场经营怎能有如此透彻的认识!
第二,帮助徽商借鉴历史上著名商人的经营谋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计然、范蠡、白圭、子贡等便是徽商学习的典范。徽商汪福光,生来就有远大志向,决心要做一番事业。通过读书,他知道春秋越国大臣范蠡放下高官不做,隐居江湖做生意,照样成就一番事业,人们尊称他为“陶朱公”。于是他便以陶朱公为榜样,潜心学习会计之术。后来他到江淮之间经营盐业,精选人才、善观时变,不久就获得成功,拥有商业资本巨万。
歙县商人黄莹小的时候就喜好读书,长大经商后,一次他读《史记·货殖列传》,心中顿悟,决心模仿书中描写的那些大商人的做法,在经商中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在经营中绝不使用欺诈的手段,而是静观时变,比较市场价格升降变化,揣摩货物销滞及价格走势,果断决策,获取正当的商业利润。此后,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终成大贾。
第三,陶冶了徽商的人文情性修养,丰富了徽商的业余生活。有一位名叫许秩的徽商,他在商场摸爬滚打十几年,经营也已有相当的规模,家资累至几十万,在当地俨然首富。他常常读《史记·货殖列传》。一天,他见书中描写四川商民一边做生意,一边享受渔猎游玩之乐,生活得比皇帝还逍遥的情景,不觉怦然心动。于是他当即从浙江包买了些船只,顺长江逆流而上,最后直达四川成都。路上一边观赏四川三峡之美景,一边采购当地物产发往山东地区贩卖。如此往返两趟,所获利润更加丰厚,家产累达百万以上。在做生意的同时又能享受自然之情趣,徽州俗话说得好:“卖糖搭看戏——一带两便”!若没有书本知识的导引,许翁又何能如此!
除古人经典著作之外,当时涌现的与商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商人书和商业书,也是他们经常阅读的。这些商业书包括标准商书、水陆行程书、集商业经营和水陆路程于一体的商书、商业道德与伦理书、防骗类书等等。
如休宁商人手抄本《士商规略》就介绍了商人出门如何注意安全、怎样待人接物以及把握市场行情等知识。《士商十要》总结了作者经商的十条经验,最后说道:以上十条,虽系俗谈乱语,实系少年切要。初出江湖士商,闲时细览,方知商贾经营,非易事也。
不言自明,这些书为徽商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各种商业经验或经营信息。
明清徽商好读书的特色,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一贯视商人只知逐蝇头不识诗书的看法,不仅为明清商业市场增添了新的亮点,而且为商人地位的提高提供了途径。
好读书,帮助徽商修身养性,帮助徽商汲取前人的经营经验,还帮助徽商了解各地的地理风俗民情,有利于徽商了解市场的发展趋势。在商场上。对商人来说,多读书是极其重要的。俗话说: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一本有价值的书写成,无不是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智慧的结晶。读书,是学习前人经验、交流思想和陶冶情操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2。忍辱负重,不屈不挠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把徽商比作“徽骆驼”和“绩溪牛”。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勇于开拓的禀性。
在交通不发达的明清两代,遥远路途中的寂寞,也许更让徽州商人们难以忍耐。“天寒征雁少,阜鹤亦深潜。何事云如我,争忙不养恬。”才离家门,他们就已经在感慨万分了。天气已经寒冷,南飞的大雁稀少了,鹤鸟们也躲避起来了,可是,他们却不能恬静地在家里享受温暖,还得出门奔波。
曾经有一位徽商用诗歌描述着旅途的心情:“登坡越岭步山城,旅店随投暂寄征。长途孤客心凄楚,跋涉奔波了不胜。闷坐舟中意索然,三餐茶饭伴愁眠。曲岸两旁山矗立,河中石卵荡溪沿。”经商意味着漂泊,或者在山岭间跋涉,或者闷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饭伴愁眠。
在中国古代,书生们往往因漂泊而抒发着愁闷,表达着对温暖家园的留恋之情。马致远的名曲《天净沙》就是用“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而赢得了历代游子的共鸣。大多数商人不可能像书生们那样精辟深刻地用诗词抒写内心的那份漂泊感,但从他们留下的刊刻的或者抄录的诗歌里,我们能够读出他们在路途的艰辛,更能够读出他们内心的凄楚和无奈,也让我们对他们的心灵世界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徽州商人的辉煌源自他们走出徽州、跋山涉水、四海营生的开拓精神。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第二批、第三批徽州人陆续地走出了徽州的山岭。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了。
早在明代,他们的足迹就遍及全国各地。大都会如北京和南京,有徽商们活跃的身影;孤村僻壤也有徽商的踪迹,甚至海岛和沙漠,都有他们的足迹。除了都会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徽商的历史资料里寻觅到他们所到之地。
明嘉靖、万历间徽商程汝概北涉山东、河北,南至漳州、泉州,可谓南北都跑遍。明代休宁吴琨贩卖“赫跟”(一种薄小的纸张)却很不成功,但跑的地方却很多,他先到湖北(西楚),
再到南昌(豫章),还跑到了陕西(关中)。当然,凭着他的这股劲头,最后他仍然发财了。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歙县人江才三岁丧父,家道中落,无以为生。13岁时,为求糊口,江才不得不与他的哥哥在村里替人杀猪卖肉。后来兄弟二人奔赴杭州,开了一个小铺子,出售盐米杂物。二人尽管省吃俭用,努力经营,但还是由于本小利薄,赚的钱不够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
江才于是发愤远游,决心在商业上闯出一条致富之路。他奔走于全国大部分地区,贩运商品,牟取厚利,果然使资本越积越多。当他40岁时居然已经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贾了。
江才发迹后,荣归故里,广置田园,大兴宅第;他的四儿子江珍还考中了进士,跻身于官僚之林。江家遂由一个破落户一跃而为有钱有势的大财主。
明朝中叶,歙县人吴容让8岁丧父,家中只有薄田三四亩,祖父、祖母年事已高,唯母亲一人独任劳作,全家老幼吃不饱、穿不暖。官吏又屡屡登门索要赋税,更使他们难以支应。
为生计所迫,容让很小时就上山打柴,艰苦度日。16岁时,他便跟随亲友远去松江经营小本生意。起初,他的资本少得可怜,但经过数年的努力和积累,终于赚了一笔资金。容让致富后,便在浙江桐庐县买下了大片荒山野岭,招徕农民前往垦植,种植茶、漆、栗等经济作物,获利丰厚。最终,他成为家产巨万的富翁,其宗族子弟前去投奔者不下数十人。
明代嘉靖年间休宁人程锁家境窘困,为求生存,他听从母亲的劝告,丢开书本,从事商业。创业之初,资金严重不足,于是他就联合本族志同道合的十个人,每人拿出300缗的本钱,共同前往吴兴新市经商。当时,程氏宗族中已经发家致富的人颇多,那些富商子弟个个挥金如土,竞相奢侈。程锁与同伙盟誓,一定要艰苦创业。三九严寒,他们决不喝酒取暖;盛夏烈日,他们连草帽也舍不得买,只是躲在车子后面避开炙热。大家齐心合力、艰苦创业,后来十个人都发迹致富。
万事开头难。对于许多出生寒微,无资无本的徽商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他们发财致富的“光辉事迹”不容小觑,他们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精神更是值得钦佩!
3。以众帮众,相互提携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经意间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
宗族观念很重的徽商,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
史书上记载的关于程商与吴商共渡难关的故事,便是其中真实而又典型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