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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苦乐年华（第1页）

一1987年是我生命旅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喜乐，有苦痛，亦有伤感。

1月6日，咸阳市首届作家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参会代表近百人，另外还有三十多名列席代表。大会选举史峭石老师为主席，沙石（张汝意）和我当选副主席，李春光为秘书长。能当选咸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很是诚惶诚恐。我知道这是与会代表对我寄予的信任和厚望，更是一种鞭策和勉励。会后细想，“作协副主席”只是个名分而已，作家是要靠创作成果来说话的。我得努力，努力，再努力！

在这次大会上，我有幸认识了王启儒先生。他中等身材，面目清癯，不苟言笑，一身书卷气。他是礼泉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时任中共乾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他酷爱文学，官闲喜弄文，在省、市文学刊物上发表过许多作品。我和他在同一期《秦都》杂志发过小说作品，与他神交久矣。

5月7日，咸阳市首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召开，我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在会上我再次见到王启儒先生。时隔不久，他调任杨陵区委副书记。从此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成了忘年交。

王副书记来杨陵任职不到一个月，便前来我家看望我。与他同来的有副区长、宣传部部长以及文化教育局的局长。王副书记仔细询问我的生活状况，问我有什么困难。我便说了自己的困难，希望组织能解决我的农转非（农村户口转非农村户口）和工作问题。他直率地说，他是副职，现在不能给我肯定的答复，但他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予我帮助。

此后，每隔一个月我就去找王副书记。其实区上一把手二把手我都找过，可心里觉得还是找他靠谱。有句话说得好：“人不亲行亲。”我以为他和我都是舞文弄墨之人，因之认为他最能理解我的难处。后来事实证明我的认知是对的。王副书记果然是好脾气，不厌烦我，每次都安慰我：“正在协调解决，不要心急，要耐心等待，一有消息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在王副书记不遗余力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我的农转非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那一天是1987年11月9日！

然而，解决户口问题只是第一步，关键问题是我的工作问题。如果不解决工作问题，就是把户口落到北京又能怎么样？只有解决了工作问题，生活才能有保障，生活有了保障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下心来搞创作。

我又去找王副书记。王副书记说：“这事得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已经走好了，下来就要等待时机。如果有招工指标，首先就考虑你。”

王副书记这么说，也就给我吃了定心丸，可我心里还是着急啊！但着急也没用，只能耐心等待。这一等就等了两年！两年里我也没有坐等天上掉馅饼，而是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王副书记和有关领导，不管他们烦不烦我。这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你不去追求自己的希望，希望绝不会来找你。

多少次的四处奔波，多少次的求人，加上王副书记的鼎力相助，我的工作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989年我被安排在杨陵区文化馆上班，工龄从1月份算起。拿到招工表的那一刻，我心中五味杂陈，最多的还是喜呀！我只觉得天比任何时候都蓝，阳光比任何时候都灿烂，虽然那天是个阴天。

此后不久，王启儒先生升任杨陵区委书记，几年后退休，担任杨凌示范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杨凌示范区文联）主席、作协名誉主席。我们常来常往，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一次，我和王书记拉闲话，说起这段往事，我向他致谢。他淡淡地说：“谢啥哩，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他说得轻描淡写，可我不这么认为，想当初没有他的鼎力相助，我的工作问题不知还要拖多久呢。

他又说：“按你的创作成果，早就应该被评为高级职称。”

我说：“我找过有关领导，事情很难办。”

他叹口气说：“唉，这是对你的不公啊！”

不管怎样，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特别要感谢王启儒先生！

二

臀部的褥疮一直没有好，去杭州参加了一次笔会，回来后更加严重了，无奈，我又住进了医院。伤情得到了控制，我便要出院。住院太耗钱了，而褥疮治疗不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就是一年半载都不一定能治愈，家里的经济条件实在不允许啊！嫂子向大夫请教了换药技术和注意事项，回到家自己动手为我换药疗伤。每每看着嫂子猫着腰，用镊子夹出那带着脓血的纱条，我就想起了母亲，泪水潸然……到了8月，褥疮不断流脓，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杨陵镇一位专治外伤的大夫。那位大夫看了我的伤情，埋怨我怎么现在才来看。言外之意是我来迟了。此后，嫂子每天陪着我去杨陵镇换药。一个月过去，伤情没有一点儿起色，我不愿再去了。后来，我的褥疮治愈了，嫂子跟我说，那个大夫那时给她说，我活不了多久。我苦涩地笑了笑。

到了年底，褥疮更加严重，且有了并发症，我低烧不退，食欲不振，体重急剧下降。嫂子说这样下去不行，得上大医院去看。我也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但我不想死。于是，我给咸阳市作协主席史峭石老师写了一封信，请他帮我在咸阳联系医院。史老师不仅是咸阳市作协主席，还是咸阳市政协常委，人缘好人脉广，且十分热心，很快给我回信，说是联系好了一家医院——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1988年元旦一过，1月4日，嫂子陪我去咸阳就医。由于联系的医生当天不在，我暂住在一个诊所的病房。一路颠簸，又受了风寒，下午我就发烧害冷，嫂子出去拿了点儿药，我服后好了些。同病室住着一位横山中风患者，左手不便，他哥陪着他。外间住了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孩子，孩子哭哭闹闹，吵得人无法入睡。

翌日早晨七点半我起了床，早餐我喝了点儿油茶，半上午时分突然晕倒，惊动了不少大夫，检查后说是虚脱引起的，给我推了几支葡萄糖才好转。下午，峭石老师来了，他和咸阳政协的一位年轻人一同陪我去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去检查。骨伤科只有一位年轻大夫值班，不能确诊，让明天上午来会诊。

第二天上午去医院会诊，大夫说我的褥疮面积太大，需要去西安做手术治疗。

于是，我联系上次给我做手术的王尚昆大夫。王大夫说床位十分紧张，他想想办法。几经周折，1月15日我来到了西安。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没有床位，我暂且住在黄雁村的一个康复中心，等候床位。康复中心什么病也不治，也不给用药，以致我低烧不断，伤口不断恶化，整日昏昏沉沉的，不思饮食。嫂子急了，又去找王大夫。附属医院还是没床位，后经王大夫介绍，我转到了新城区医院。没有床位，医院在走廊里给我安排了加床。

年关将近，家事繁忙。岁仓弟来陪我，换嫂子回家。他跟人闲聊，得知该院外科主任田大夫是治疗褥疮的专家，几经周折，他找到田大夫家里求助。他跟田大夫讲了我的身世和遭遇，说到悲情处声泪俱下。他的真情打动了田大夫，田大夫当即答应第二天亲自给我做手术。

田大夫是我这一生见到的难得的大好人、好大夫，待人态度热情，没有架子，且医德高尚。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田大夫曾随医疗队赶赴唐山救援，有着丰富的治疗褥疮的经验。第二天，田大夫为我做了全面检查，随后给我切开了伤口，清除了腐肉。从此，臀部的褥疮结束了两年的流脓历史。

那段时间一直是岁仓弟陪着我。他后来给我说，田大夫给我刮腐肉疗伤时，他就在一旁看着，流的血很多，一大堆药棉都染红了，最后他都不敢看了，真怕我挺不下去。感谢田大夫，感谢老天爷，让我从死神的手里又逃脱了。

手术后一周，我觉得精神大有好转，有了食欲，老感觉饿。两个小伤口已经愈合，大伤口还很麻烦，但不再有脓，且有肉芽生出。一切向好！

可这家医院条件很差，因床位紧张，医院临时在走廊为我加了张病床。一只白炽灯泡像年过花甲的老人的眼珠般昏黄无光，走廊很长，地道似的，以至于我弄不清天黑天明，遑论天阴天晴。与我病床头顶头的是一位中年汉子，他是河南灵宝人，刚做了疝气手术。田大夫来查房，问他感觉怎么样。他操着家乡口音给田大夫说：“我觉得浑身都不得劲儿。”田大夫笑着说：“觉着得劲儿你就不在这儿躺了。”

大伙儿都笑了，这笑声驱散了走廊的沉闷之气。

查到我，田大夫叮嘱岁仓弟，要给我增加营养，这样伤口才能愈合得快。糟糕的是医院的伙食十分差劲，稀饭、馒头、面条，天天这三样，想吃碗米饭难于上青天。眼看就要过春节了，伤口愈合还是没有太大的起色，我和岁仓弟心里都很着急。

这天田大夫来查房，我问几时能出院。田大夫说：“可以出院，现在住在这里也就是换换药，这个你们自己也可以换的，农民挣点儿钱真是不易呀。”又叮嘱，“换药一定要搞好消毒，千万不能再感染。”

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六）上午十一时许，我们离开医院，在玉祥门乘班车，下午五时许回到家。离开医院时，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包“腐殖酸”（浸泡纱条的药），他姓权，澄城人，在白水一家煤矿工作，他的一位工友因矿难受伤，他来陪护。住院这段时间，他每天都来和我聊天，我们很聊得来。他知识面很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更让我惊奇的是他会相面，他说我将来会越来越好。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安慰我，但在心底里希望他的预言成真。后来他的预言竟然应验了！

回家后，半年时间我的褥疮才痊愈。这时岁仓弟才给我说了实话，说出院时他背着我问过田大夫我的褥疮几时能好，田大夫说我的疮面太大，能不往坏发展就是好事，言外之意是没法治了。他一直不敢给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