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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的父亲（第2页）

前边说过，父亲曾“弄”过一回生产队的苜蓿，却落败而归。此后，任母亲怎么唠叨埋怨，他死活都不愿去“弄”苜蓿。

家里实在没有啥吃的了，父亲实在无法可想，便背着母亲辛辛苦苦织的几匹土布去北山换粮。所谓北山，就是长武、彬县（今彬州市）、旬邑一带。那里地广人稀，好像也不出产棉花，缺布匹。我们家乡距北山有二百多里路，父亲背着几匹土布，徒步而行，去换山里人平日积攒下来的玉米和谷子。我无法想象，二百多里路，往返的路上要翻沟越岭、蹚河过水，在那个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靠双脚去走完，那是怎样的一种艰难和不易，而父亲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

北山的路远且不说，他还背着沉甸甸的土布。什么住店什么吃饭，那是绝对不会有的事情。见村借宿，遇庙落脚，逢河饮水，干粮充饥。等到了山里，布换出去了，肩上又是多半口袋的玉米或谷子。要背，要扛，要下山，要翻沟，要蹚河……直至把粮食背回家。

父亲回到家已是子夜时分，我被沉重的敲门声惊醒，母亲披上衣服打开门，只见父亲背着半口袋粮食踉踉跄跄地进了屋。母亲赶紧帮父亲卸下背上的口袋，父亲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挣扎不起身，母亲含着泪水把他搀扶起来，可两人脸上都溢满了笑容。

此后，母亲没明没黑地纺线、织布，父亲一月二十天背着土布去北山换粮。虽说受尽了艰辛，但一家人总算度过了饥荒。

四

时光悄然流逝，日子还在继续。

眨眼到了1970年。9月份，学校复课了，开始招收高中学生，生产队推荐我去上学。这无疑是件喜事。没有料到的是父亲患了胸膜炎，几经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可他那钢似的身体却完全垮了。

这次上学的机会十分难得，让我看到了新的希望。可我看到父亲那被病魔折磨得已经完全衰老的面容，就不想去了。我已经十七岁了，应该也能接过父亲肩上的养家重担。

父亲却高兴得合不拢嘴，精神添了许多，似乎也年轻了十多岁。他要母亲给我准备一套像样的衣服。他向来都觉得读书人应该要有读书人的样子。我看着父亲那早已驼起的腰背，那如霜的华发，那黄里透青的脸色，鼻子直发酸，好半晌，说：“爹，我不想念书……”

父亲一愣，脸色陡然一变：“你说啥？你不想念书想干啥？你是想跟你爹一样打一辈子牛后半截，啃一辈子粑粑馍？嗯？！”

“你有病……”我怯怯地说。

“我的病早好了！”父亲把胸脯拍得咚咚响。“你怕啥？怕你爹供不起你，还是咋的？就你爹这身体，村里还没谁能比得了……”话未说完，他却咳嗽起来。

我急忙上前为父亲捶背。好半天，父亲才止住了咳嗽，看着我说：“书，说啥也要念！”

我看着父亲，心里只想哭。

母亲拿来毛巾，替父亲擦去沾在胡子上的唾液，红着眼圈对我说：“听你爹的话，去念书吧。”

“嗯。”我答应一声，急忙走开了。我怕在父母亲面前哭出声来。

我上学了，父亲却带病上工了。

队里照顾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轻省活儿——吆鸡。那时穷，家家户户都养鸡，油盐酱醋指靠“鸡屁股银行”。鸡都是散养，村口有一片麦田，靠路边的麦苗几乎被鸡光了，还大有往里发展的趋势。父亲原本是生产队的饲养员，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干重活儿了，队长照顾他，安排他去吆鸡。

其实，吆鸡并不是大伙儿想象中的轻省活儿。我常在星期天替父亲去吆鸡。那年月，鸡也缺食，它们也很有智慧，组成几个作战群，分头行动。吆鸡时你赶东头的鸡群，西头的鸡群就迅速出击；你回师去赶西头的鸡群，东头的鸡群又向麦田进攻。你又不能下手往死里打鸡，鸡为了活命也不容易呀。再说了，你打死了鸡，鸡的主人会跟你拼命的。因为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父亲之前，负责吆鸡的是个倔老汉，打死过一只鸡，被鸡的主人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两人差点干起架来。因此，父亲交代我：“把鸡撵走就行了，千万不敢往死打！”我谨遵父言，不敢对鸡动真格的。东奔西走，一天下来我嗓子都喊哑了，腿都跑肿了。我这才明白父亲干的那活儿并不轻省，可他为了养家还得干。

我和母亲都没有想到死神正在跟踪着父亲。父亲的胸膜炎并没有好转，控制只是一种假象。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了，而且引发了心脏病。

父亲再也支撑不住了，躺倒在炕上。我不得不辍了学。尽管父亲十万分不乐意，可他已经再没力气指责我了。父亲看着我，目光发直，嘴唇哆嗦着想给我说点啥，可最终啥也没说，目光转了过去。

用母亲的话说，我已经十七岁了，吃十八的饭。我虽然还不能完全懂得人生和生活的艰辛，可我已经尝到了苦涩。事过多年，我完全理解父亲那时候的心情，行笔至此，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那时缺医少药，医疗技术也很落后，父亲的病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和特效药物。大夫说，要想延续父亲的生命，一要静养，二要补充营养。家里虽不像前些年那样困难，但还是无力给父亲补充营养。每每看见父亲强咽碜牙的玉米糁子和玉米面搅团，母亲的眼圈就发红，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一天，母亲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些白面，单另给父亲蒸了些馍馍。父亲却发了火：“你是不想过日子了？这么吃，王十万（民国时期当地的一个大财主）也会吃穷的！”

父亲的秉性母亲最清楚。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暗暗垂泪。

到了冬天，父亲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让父亲去住院治疗。父亲终日躺在炕上，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在应付困难的呼吸。他出气像拉风箱，整个面部肿得很是吓人。一到晚上，父亲就浑身疼痛，无法入睡，从炕的这头折腾到那头，呻吟声不绝。

看着父亲如此受罪，母亲决定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送父亲去住院治疗！

母亲把决定给父亲说了。父亲闭上眼睛，什么也没说。我虽然还懂不了人世间许多事情，但看得出父亲不愿等死。父亲是不怕死的，但却不想死。谁想死呢？我的父亲只有六十岁啊！

村里的何七叔在杨陵地段医院当院长，恰好那天回家休假。母亲去找何七叔，何七叔让父亲明天去医院，他来安排住院事宜。

次日清晨，我和叔伯兄长用架子车拉父亲去医院。我们要搀扶父亲上车，他却说啥也不要我们搀扶。希望之光驱散了他的病痛，他竟像健康时那样迈着大步走出街门，上了架子车。他不愿意让村里人看到他病恹恹的模样，如果他还有一丝气力肯定不愿意坐架子车，他要强了一辈子啊。可病魔打倒了他，他力不从心，坐架子车是他无法拒绝的选择。

母亲和我都万万没有想到父亲没能再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