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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书稿遭劫（第1页）

一

这里必须说一下我的一位挚友——付士山。

记得那是1988年秋季的一天，家里来了两位年轻人，说是慕名拜访我。其中一位十七八岁，农村娃的装束，却留着长发，有点鬈曲，没有梳理，乱糟糟的。他很腼腆，甚至有点羞涩，话语不多，完全是个中学生模样。他就是付士山。

闲聊时他说还在上高中，喜欢文学，写诗，写得很多，发表得却很少。我明白又遇到了一个文学发烧友。那一天，我们谈的都是有关文学的话题，他读书很多，见解独特，具有思想性。我在心中感叹：后生可畏，未来可期。果然，等到他高中毕业那年，我无意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当红栏目《今晚八点半》中，听到付士山为悼念著名作家路遥去世写的一首长诗《路遥遥》，其悲切感人的诗句让我也潸然泪下……过了几年，他负笈他乡。再次来访时，他已经在西安一家企业编报纸，业余写诗。他拿出他编的报纸给我看，报纸办得很不错，图文并茂；还有副刊，刊有他自己的诗作，看得出来，写作视野已经逐渐打开，文笔也成熟不少，我心里为他高兴。

此后，他每来杨凌就一定来看望我，一来二往，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小付在那家企业不仅显露出自己的才华，更收获了爱情，同时也为他以后的事业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我也因为结识了他，在文学创作前行的道路上有了强大的动力和帮助。

再后来，他去《华商报》做记者，并一直在媒体行业闯荡，直到自己创业，但一直没有再听到关于他写作的消息，为此我一直为他抱憾。如今他事业有成，已是新浪陕西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我为他感到骄傲。

2022年10月的一天，小付发来一组他新近的诗作《巨大的故乡（组章）》，让我批评指正。好多年没有读到他的作品了，我当晚挑灯夜读，深深被他的作品震撼。他搁笔多年，重新拿起了笔，非但笔力未减，与他早期的诗作相比，文字更加成熟老到，我甚感欣慰！

这都是后话，下面接着前文说。

1998年，我创作的戏剧小品《瓜女子》在陕西春节文艺晚会演出获了一等奖，4月，我应邀去陕西电视台领奖。借此机会，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到王，跟他要回书稿。到西安住下后，我给挚友小付打电话，是时他在《华商报》做记者，我请他帮我找王。小付先是给王打电话（王第二次来我家，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可一直没人接。无奈之中，小付陪我去省委南院（王留的地址）找王，找到的地方是楼梯下的一个小屋，而且上了锁。小付扒着门从门缝往里瞧，里边空空如也，好像没有住人。我们无功而返。后来听说王在陕西省文联上班，第二天我和小付又去陕西省文联找王，还是没找着。小付不甘心，不屈不挠地打王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王最终露面了，来到了我的住处。他说：“书稿弄丢了。”

我犹如当头挨了一闷棍，辛辛苦苦写了一部书稿，拖了好几年，他竟然说“弄丢了”！我觉得自己被一个无赖当猴耍了，真想对准他的蒜头鼻子打一拳。可那时我气哑了，一时竟无话可说，更别说动手了。我涂鸦多年，没有多大成绩，为此十分苦恼。对这部书稿我寄托着莫大的希望，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会弄丢。我只觉得心中的希望化为泡影，真想放声大哭。苍天不佑我啊！

小付在一旁十分气愤，问他怎么办。他看出我俩火气很大，便说愿做经济赔偿。事已至此，我和小付能拿他有什么办法？我不能在西安久待，加之行动不便，便全权委托小付处理这件事。

回家不久，小付来信告我，他给王打电话打不通，找人找不见，不知该咋办。古语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这样一个不讲诚信的人，我又能有啥办法呢？后来，小付费了不少周折，帮我找到了王。王说有两个法子让我选择：一是赔偿两千元了结此事；二是让我重写，他负责联系出版社出书。是时，我穷困潦倒，两千块钱可以改变一下我的困境，可我还是选择了第二条。作者写书，最大的愿望是出版面世。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还没有把王往太坏的方面想。

当时，由于王催得太急，我把底稿交给了他，现在重新写完全是凭着记忆。凡是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创作是需要灵感的，而灵感稍纵即逝。重写时没有了最初的冲动和灵感，因此原稿中许多精彩的情节无法全部再现出来，至今回想起来我都十分痛心。

废寝忘食劳作了三个多月，总算把书稿重新写了出来。我立即给王去信，这次他倒没食言，让我交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印刷厂打印（他和该厂有业务联系，而我家距该厂仅二里地），说他已跟该厂的段厂长说妥了。段厂长我认识，便按照王说的办理了。

三稿校完后，我亲自去找段厂长，请他带信给王，催王尽快联系出版社出书。几天后我去杨陵，途经西农大邂逅段厂长，他告诉我信带到了。

我问王说什么了没有，段厂长说，王说正在联系出版社，一旦有出版社同意就能出版。

然而，此后一直没有消息。我的耐心是有限的，焦急不安之中又写信给王，但没有回音。我只好写信给小付。可小付也找不到王，王似乎从地球上消失了。小付比我更有耐心，接二连三地给王打电话，那种毅力就像是王跑到火星上去也要把他找回来。王在小付的毅力面前败了阵，他最终接了电话。没想到王在电话中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说他不记得这件事了，没有印象了。小付跟他吵了起来，他竟然出言不逊，骂小付狗逮老鼠多管闲事。小付告知我时十分气愤，说王是个流氓，以后他永远不愿再见这个人。挚友受辱全是为了我，为此我常怀内疚和不安。我想，我再见到王一定要指着鼻子骂一句：“死狗赖皮！”可我至今再没见到过这个龌龊的人。我和小付的想法一样，永远不愿再见这个人。

后来，小付给我出主意，东方不亮西方亮，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把书稿寄给其他出版社试一试。此时我心灰意冷，让小付看着办。小付便把书稿寄给北京“布老虎丛书”编辑部。该丛书编辑孟吟冰打来电话说，对书稿很是欣赏，但与他们编辑出版的丛书不对路，只能忍痛割爱。她又说，她把书稿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流出版社，只要稿子质量好就能出。

这是个既让人沮丧又让人振奋的消息。这时我已经神经麻木，对这个消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小付却抱着极大的信心，打电话与孟老师联系。

他得知孟老师把书稿推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老师，赶紧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何老师写信说明情况。我当即给何老师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了创作这部长篇的初衷和过程。

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何老师的回信。何老师在信中说他还没看到书稿，给我谈了当前出版界的不景气现状，还说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的不易。何老师的措辞尽管很委婉，但还是给我刚刚燃烧起的心火泼了凉水。我明白，不是谁都可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的。

没料到，仅仅过了三天，我又收到了何老师的信。何老师在信中说他看到书稿了，书稿写得很不错，叙事的生动流畅和文笔的老到成熟让他惊喜，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但要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并要我给他一个固定电话，好与我联系。那时家里很穷，装不起电话。我借用邻居的电话与他联系。他一接电话就说：“你把电话挂了，我给你打过去。”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何老师远在北京，却还惦记着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钟情文学的残疾人的困苦。我放下电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与王和王的朋友相比，何老师的人品和情操是何等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