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k啦言情小说

再说王蒙居然泪尽还一笑（第1页）

国家出版局后来独立出去，文化部重点管艺术，设有艺术局、艺术教育司（只限于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还有群众文化司和文化管理司等。从以学术研究的文艺报刊向新闻事业的文化报纸进行角色转换，对我，可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没有学过新闻，编辑部也没有一个学新闻专业的，新闻不同于文学。

报社是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组建的，办公条件之差更甭提了。偌大一个报社，只借住文化部招待所十多间屋子，过道就是会议室。自己带饭，单身者吃住都在办公室，响动之声相闻，碰面嘻嘻哈哈，朝夕聚首，相濡以沫。一天，王蒙专程来报社视察，在各房间转了一遭，不禁叹曰：“没想到你们报社这么苦！”感动地说：“办这张报纸，是朱穆之同志当时下的决心，是在没有配全领导班子，准备工作不充分的情况下上马的，上马很仓促……你们是赤贫户！”

他许诺说：“至于干部任命和报社建制，这个好解决，争取尽快配齐。”

常务副部长高占祥也来报社，鼓励大家说：“你们大胆工作，出问题有我兜着。”

我感到自己肩上任务的沉重，报社的一切工作都要在改革精神的激励下艰难地向前推进。关键是体制，出路在改革。

然而，报社的条件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其实，部长办公的条件也很差。试看王部本人的办公室（沙滩北大红楼后院，楼前是大院，据说是五四运动时北大学生集合的地方），一小间，两头沉，和我的一样大。后来，王蒙的办公室搬到楼下的孑民堂（原为清乾隆朝公爵的宅第“松公府”，民初归并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为了纪念蔡元培，改名“孑民纪念堂”）。孑民堂两进四合院，有垂花门，东西配殿，带坐凳栏杆，正殿五间，带月台，风格近似颐和园的园中园。高占祥是常务副部长，坐在正殿东房办公，王蒙部长坐在正殿西房办公。1989年，贺敬之代部长来，物是人非，也在这里办公，坐在同一把没有挪窝的普通交椅上。

王蒙重视这张报纸，部党组除过重要的外事活动和人事安排外，一概通知我和李中岳参加，大到举办中国艺术节，小到要不要邀邓丽君来大陆演出，更不用说帕瓦罗蒂、多明戈，尽可以大胆发表不同的意见。党组会上有几顶决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具有历史性的，例如举办中国艺术节及动议中南海举办春节文艺家联欢会等，都是在王蒙的提议下得以实现的大手笔、大动作。

从一开始我就注意观察王蒙主持会议，特别是部党组会。只见他思路清晰，举重若轻，条分缕析，头头是道，要言不烦，妙语连珠，满堂生辉，会场气氛极佳。作为新上任的作家部长，动人心者，莫过于对于创新的张扬，以及对广开言路的渴望。心气高，哪怕非常难听的话，他也硬着头皮听着。我心想，王蒙啊王蒙，你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活力，老革命的“杀伐决断”，能下能上，理解万岁，荣辱不惊，俯仰自如，指挥若定。真行啊，您！

1986年年初，文化部新任党组班子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争取我国文化艺术工作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1987年提出：“本年度文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继续争取全国文化艺术工作长期稳定的发展’。”作为文化部的机关报，《中国文化报》不遗余力地宣传改革大局，努力营造安定和谐的气氛，努力完成部党组的任务。1987年年初，我们发表了以《做安定团结的模范》为题的社论。全国报刊整顿，没有发现《中国文化报》公开发表过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的文章。

1988年6月王蒙来报社，进一步明确办报的方针：《中国文化报》的对象首先是百万文化工作者以及作家艺术家，其次是大量中小知识分子和中层以下干部。“报纸要有新闻，有学术讨论，有副刊，但都必须有的放矢，不要太没边儿。”“报纸不求大，要求实，还是那十二个字：主导性、开放性、群众性、可读性。”

1988年7月，王蒙对我说：“报纸要增加信息量，地方消息多发，因为文化部对下层了解很少；文化问题的争论、矛盾、摩擦，用适当的方式有所反映，吸引人们关注，如剧团改革等，不能一边倒。对于目前形势，各界人士表示忧虑，有的责难挺厉害，如王元化说‘文化滑坡’，林默涵也这样认为；对于《北京音乐报》之类的抵触情绪，不能置若罔闻；对于文化市场，大至‘以文补文’的口号、艺术家自费留学、人才外流，小至北图借书收押金（有的名人借书不还），很多很多，要反映分歧，有所引导，不能不说话，两种意见都见报，开展热门讨论。”

为了及时沟通部党组与报社之间的联系，王蒙让我们抽调专人作为《中国文化报》常驻文化部的记者。

王蒙大事不糊涂，大局看中央，秉公办事；敏感但不冒险，灵活却相当谨慎。

他给我的大原则无非两条：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少干预。二、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又补充说，政策执行中会产生摩擦，他本人可以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沟通上下左右，把自己当成一座顺利通行的便桥。一般人事纠纷，能躲就躲，不能躲就“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化干戈为玉帛。南京作家给报社送来一封信，揭露职称评定中的不正之风，发表后引起当事人强烈不满，上告到王蒙。王蒙要我妥善处置，一定不要把事态扩大。为此，他特意写信给陆文夫，让陆文夫无论如何想办法化解矛盾，让双方重归旧好。

王蒙上任，也有为难之处。他面对的都是文化部前任资深的老领导，都有参与决策的话语权，在一些较重要的议题上意见难以一致，很伤脑筋。周巍峙、林默涵、陈荒煤……对待一些事情各有好恶，如：能不能多讲自由啊，要不要提反封建、反极“左”啊，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在如何调整文艺领导与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时有歧见。

王蒙自视甚高却自律甚严，一切从中央的原则和口径出发，事事以党的正式文件为依据，不越雷池一步，清正廉洁，手里不过钱，非礼勿视，躲避女色……不让人抓住哪怕小小的一根辫子。

王蒙请辞，中央批准，任命贺敬之代部长，并派考察组进驻文化部。王蒙对我说，贺部长找他谈话，询问“阎纲表现如何”。他答：“阎纲坚持马列，能够按照部党组的精神进行工作。”说完后，突然又解释说：“哎哟，坏了，我说你‘能够按照部党组的精神进行工作’，这不害了你吗？谁又在领导党组工作啊！”

王蒙辞掉部长之后，我曾对《中国文化报》上出现的怪现象和当前的文艺批评状况坦陈个人意见，发表了《观沧海》《答〈喜剧世界〉问》《假若我是一个文化工作者》《自称姓马的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原名《一个自称是王成的人》）、《关于文艺的方向、方针、批评标准问题》《对当前文艺的几点意见》《真话与真理》等。王蒙见我，嚯嚯大笑，说：“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了，你却……还得写呀！”我抱拳，报以窃笑。这时的王蒙，正在为那碗《坚硬的稀粥》写申诉、打官司。他递给我一份意见书和民事起诉状，称：“1991年6月14日《文艺报》‘读者来信’违背了党的生活准则和公民名誉权限不受诽谤的法律准则，严重地侵害了我的名誉权，败坏了我的名誉，不得不诉诸中央，诉诸党纪国法，诉诸舆论。”

他就是这样，有时和稀泥，有时敢碰硬，坚守自己的处世哲学。

再往后，进入21世纪，王蒙见面总是说：“你还好吧？看见你写……了，还得写啊！”后来再见面，总是说：“身体还好吧？挺精神的！老成精了，多写，现在可以写了！”本性难移，爱开玩笑。

再再往后，文化部长满一届，王蒙递上辞呈，复归作家的本真，访问一百多个国家，出版文集四十五卷。

崔瑞芳逝世，王蒙悲痛欲绝，晚年王蒙和单三娅创建新家，招待我们，散发喜糖，其乐融融。

王蒙本真是作家，他说：“长篇小说是我的情人！”

他之于中国，是活生生的体验、很深刻的存在！

2021年的一天，王蒙打电话给我，问我身体状况，我说：“远不如你，你每天慢跑，肯定长寿。”他说：“现在不能那么锻炼了。”我说：“不幸啊，同辈人走了不少。”他说：“剩下的都是精品！”我们大笑。

我祝贺他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是2019年9月29日上午，唯一一位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授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的作家。

他说：“奖章好沉啊，纯金的，我常年挂在卧室不戴。”

《王蒙文集》一千六百万字，共四十五卷（他开玩笑说，得启用吊车调动）；《王蒙自传》三部曲，自称是“一个人的‘国家日记’，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实话实说，净捞干货。

王蒙每天慢跑八千多步，仍然坚守在创作的第一线。他说，我现在还未感到年老体衰，还要做“创作的劳动力”。

王蒙本真是作家。“长篇小说是我的情人！”

“居然泪尽还一笑！”

自我放逐，平衡上上下下，他之于现代中国，活生生的标志，绝顶聪明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