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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南北走笔写春华（第2页）

故乡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严格意义上讲，我外公那个家族可谓是“读书人群”，出了不少“先生”，至今还有好几位是中小学老师。爱书、爱读书、爱教书，是邹家的“祖传”。而我们杨家从祖上开始，多是经商，做盐巴生意，但都没太多的文化，以至于后来底气不足，便逐渐衰败了。因为我父亲在重庆工作，字写得很好，算是杨家的“文化人”

了。母亲从小生长在颇具文化氛围的家族，尽管因重男轻女使她没有读过很多书，但她知道文化对一个人十分重要。在我不到6岁的时候，父母亲就开始为我进学校煞费苦心。那时是春季入学，不到6岁是坚决不收的。母亲为我能在6岁前读书，不知找了老师多少回，人家才最终答应收下我这个跟课桌一般高的学生。

哭泣的桂花树。我的启蒙学校是一座村小，坐落在双凤山的垭口上。校舍实际上是由一正两厢的一座不大的庙子改成，砖石结构，青瓦覆顶，正门前一块小坝子，几步石梯下来，又是一块稍大的坝子，那成了我们课外活动的场地。我们学校的条件十分简陋，课桌是土台，凳子是石头上搁树棒，窗子上什么也没有，到了冬天，山风袭来，发出“嗖嗖”的怪叫声，既让人害怕，又冷得上牙直硌下牙。我特别喜欢夏秋。进入八月，学校厢房前两棵对称的百年桂花树，花繁叶茂，暗香浮动，常常让人充满遐想。

1967年夏季的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同学决定要“经风雨，见世面”，斗胆跑到学校背后的堰塘洗澡。我们都不会游泳，但耳畔响起伟大领袖的教导，便浑身热血澎湃，胸中壮志凌云。我们呼呼啦啦跳进水里，那种惬意，那种豪迈，至今都难以忘怀。谁知乐极生悲，我和另一个同学差点淹死堰塘，上岸一看，衣服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抱走了。太阳偏西，我们还没回家，母亲邀约另外几个家长寻来，见到我们的狼狈相，顿时火冒三丈。回家两公里路程，我是一直被母亲手中的黄荆条打着回家的。晚上，我们满院子20多户人家集聚坝子乘凉，母亲的气已消了，她喃喃地说:“你要是淹死了，我也不会活下去，我就你一根独苗啊!”

妈妈很快写信同爸爸商量，把我转学到离家远一些的一所公办完小，我的一个堂姐在那教书，让我寄宿在她家里。离开双凤小学的时候，我最舍不得的是那两棵桂花树。我在心中向它告别，用手轻轻地拍它树干，我仿佛发现桂花树在哭泣，米粒般大小的桂花像泪滴掉到地上，无声无息。我心里明白，秋意逐渐浓了。

平生仅有一次逃学。到太和完小读书，教学条件有了很大改观，教室里外抹了雪白的石灰，窗上安装了玻璃，桌椅虽旧，但一人一套，黑板也比村小光亮。还有校长、教导主任，老师中还有戴眼镜的人，显得极斯文。学校里有篮球、乒乓球，还有手风琴、开水炉，上下课不再摇铃铛，而是敲吊在黄桷树上的一口钟，那声音很清脆，很悠长。学校就在乡场边上，我又寄宿在当老师的堂姐家，感觉已经在天堂。可是，过不多久，我就发现住在堂姐家并不好，一则她对我看管太严，连近在咫尺的乡场都不准去;二则她经常给我母亲告状，说我上课有时交头接耳，作业做得马马虎虎，早上起床动作不快，等等。母亲少不了训斥我，而我却反告姐姐对我不好，并坚决要求走读。母亲许是舍不得我一人在外，就同意了。今天想来，我觉得很对不起姐姐，曲解了她的良苦用心，一直不好意思向她当面致歉。

不再寄宿学校了，不必每天做那么多课外作业了，我又像放飞的小鸟，一头扎进小伙伴堆中，一任不羁的心自由翱翔。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便起床，匆匆扒几口早饭，便挎上书包，吹着竹笛，跨沟过涧10多里山路赶到学校。放学后，我有时要悄悄到食店里买一碗海带汤，就着一碗米饭吃下去。那个感觉真好。1968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75岁生日，我们学校借这个吉日成立工人宣传队，全校停课一天，但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到校参加这个重大活动。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走到半路后，突发奇想，决定逃学，到山上玩一天。我们来到一口池塘边，偷来老乡家的干柴烤火，并打赌让一个叫李德普的同学下池塘游泳。只要他真敢下水，我输他一副乒乓球拍，另一个同学输他一条皮腰带，而且当场兑现。李德普真的脱光衣服跳进池塘，扎破那层薄薄的冰面，泅水一圈，池塘里顿时升腾起白白的气氲。我们兑现了，也后悔了，一怕他生病会死掉，二怕学校追查逃学原因。这事后来还是被家长知道了，从学校到家里，他们都觉得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母亲怒其不争，骂我、打我，又写信向父亲告状。他们苦思冥想，最后决定待我小学毕业，便将我送到离家更远的社坛中学读书，因我的四外公和两个舅舅在那里当老师。只有交给他们，我才能学到知识，又不会变坏。

这是我进过的第三所学校了。

我喜爱读书，特别喜欢那些课外读物，《水浒传》《后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墙头马上》《青春之歌》《三家巷》《绘图再生缘》等小说以及一批二战时期特别是反映苏联红军的外国小说，我都从同学或朋友处借来阅读过，有的甚至看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在中学时文科成绩一直很好，写的作文时常被老师抄成大字报的样式张贴到学校的“学习园地”，老师夸奖我，同学羡慕我，少年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我的语文老师霍永堂多次向我展示一本名为《草地》的杂志，那上面有他在阿坝州教书时写的一篇散文。看他扬扬自得的神情，我在心底暗想，不久的将来，我也要写作品，我也要当作家。这种想法，在当时是绝对“反动”的，社会上正在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是，我始终感觉不到这句话错在哪里。一个人想成名成家，想多学知识，为什么就会与社会格格不入呢?虽然想不通，但我读书的劲头一直没有衰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灵中。

现在想，在社坛中学读书的时光，对我锻炼最大。起初，我住在姨妈家里，一年后，我又搬到外婆家住宿，自己做饭吃，自己管自己。那时，我实际上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又是一个冬天，学校通知我们，放假一周。教室腾出来让野营拉练的解放军8042部队官兵住。那些天，我们无不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天天都要跑到学校去，打听解放军什么时候来，看看解放军是什么样子。他们终于来了，我们学校师生和驻地群众到公路边列队欢迎解放军，学校的《智取威虎山》剧组和《沙家浜》剧组穿上演出服装，脸上描眉抹红，在欢迎队伍里格外显眼。我在《沙家浜》剧组，我是“沙奶奶”的儿子“沙四龙”。我在剧中的打扮是穿一件红背心，外罩一件白衬衫，不能系扣子。那可是大冬天啊，我冷得鼻青嘴乌，但胸中却好似揣着一团火。当解放军真好，他们什么都好。我们这帮学生跟着他们转，怎么也看不够。

第二天，解放军把好几块黑板抬出室外，用彩色粉笔写上“热烈欢迎师首长检查指导”。原来，师首长要来!我们吓得躲到了远处。那个从吉普车上下来的“师首长”披了一件大衣，被一群人簇拥着，可惜我们没有看清什么模样。

长大了要当兵!我第一次有了这样强烈的感觉。但是，我是独子，人家要吗?

从来读书长精神。为了让我能受到更好的教育，父母亲决定再次让我转学，到丰都县第二中学就读，那里不仅有我的姑父在当老师，更因为丰二中的前身是1939年创办的“琢成中学”，一所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名校。这所学校坐落在长江边上的高家镇，它的条件就更好了，有学生宿舍，有游泳池，有高高的围墙，有富有个性的绿化，有来自上海、成都、重庆的老师，他们大都毕业于复旦、川大、西师等著名高校，很令我们肃然起敬。高家镇是一个拥有几万人口的水码头，生活在这里，信息量大，接触的事物更多。随着年龄增长，我也开始用脑子思考自己的未来，憧憬梦中的理想生活。我已经完完全全地相信，只有读书，才是我们这代人最好的出路，即使走不通，也为今后的工作、生活做一些素质储备。俗话说，技不压人，知识多不是也不压人么!因此，我依旧拼命读书，特别喜欢同我敬佩的老师对话、沟通。他们也给予我很多的支持、鼓励和人生引导。我终生感激这些诲人不倦的师长们。每到周末，我就和同学邀约一起，乘渡船过江，然后步行几十公里回家。有一次，我走到亮灯时分，月黑夜里怕得要命。到了银晓河口，离家只有两公里了，山野人家早已睡下。看着路边一座座坟茔和黑黢黢的山影，想起儿时听的那些鬼故事，我不敢再走了，蹲在地上一边哭泣一边声嘶力竭地喊妈妈。现在想起来，都感觉毛骨悚然。每次回到家里，我特别喜欢同大人们一块摆“龙门阵”。我们住的院子很大，几十户人家全姓杨。满院子一转，会听到很多新鲜事，而好多事都会引发我的联想，比如某某的亲戚被推荐上了大学，某某新介绍的女朋友长得特别乖，某某又被县里招工进了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夏夜里和人们一块乘凉，我们都喜欢听淑清大姐讲故事。淑清大姐的父亲过去是旧军阀的营长，他们一家人随部队转战巴渝两地，经常听戏文，知道的故事多，什么牛郎织女，七仙女下凡，许仙白娘子，薛仁贵征东，孟丽君与皇甫少华，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八月十五天门开，等等，人们听得津津有味，意乱神迷，引起无限遐思。我也躺在竹床上，一边听故事，一边看夜空中繁星点点，月隐月现。那份惬意，真如神仙般的日子。

后来我热衷文学创作，28岁便由重庆市作协秘书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继楼和《乌江》文艺杂志社主编刘敏捷二人介绍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跟少年时代听了那么多故事不无关系!

我在丰二中的教室背靠长江，只一掉头，就可以看见长江中的各种船只上走下游。我在想，要毕业了，我怎么办?我会乘船远航吗?

丰二中，我要感激你，是你给了我忒多知识，也给我的心装上了翅膀。而弥足珍贵的，还让我认识了她、我现在的夫人———丰二中的同班同学黄岫岚。这是上天赐予我的尤物，也是丰二中赐予我的姻缘。现在，我们时常在一块儿回忆中学时光，哪怕互相取笑，互相“揭短”，我都会感到无比的幸福。有一年，我们夫妇带上小学的儿子到丰二中看望老师，讲到当年的情景，儿子突然道:“好哇，你们上中学就耍朋友!”我说:“儿子，我和你妈是同班同学，我们也很要好，但绝不是耍朋友。”儿子瞪着亮晶晶的双眼看看我，又看看他妈，不知道信还是不信。顿了一会儿，他做了一个鬼脸，说:“我才不学你们这样的坏学生。”刹那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青春梦飞翔

中学毕业了，我自以为是纯粹的青年了。是青年就要让豪情的种子在心田茁壮成长，像飞奔的骏马驰骋在人生的疆场。

办个证明好艰难。从丰二中毕业后，我还想继续读书，但因为频繁转学，再加偏科，我的数理化成绩较差。正当我身处极度痛苦的时候，父亲来信了。他在信中说，你到重庆来读书吧，但你在这个假期里必须办好一份学校出具的证明，有了它，不用考试就可以入学。我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第二天便赶到丰二中，找校长、找老师，可他们都不愿意盖那枚象征权力的公章。

回家后，我把情况告诉了母亲，她说，去找你姑父吧。姑父正在老家休假，我又连夜步行40公里山路，赶到姑父家。他说，我只是一个丰二中的老师，能不能把章盖下来的确没把握，但我会尽力去做。我陪姑父坐车坐船又到学校，软磨硬泡，仍然不行。但我不愿放弃，独自赶到丰都中学找熟人，依旧碰得头破血流。为了抢时间，我又连夜到社坛中学，听说四外公到大堡公社去了，又摸黑步行15公里追踪而去，当时已是深夜，人家说四外公下午就离开了。我沮丧之极，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饿着肚子再返社坛场上，住到一个叫蒋德华的初中同学家里。第二天，另一个同学的哥哥黄永康听说我的窘境后，说，这事简单得很，我来给你办。想想这些天的遭遇，看看脚上一串串水泡，我哭了。我给同学的哥哥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怀揣着盖了章的证明飞奔回家，又飞快地赶到公社将证明寄给父亲。大约过了半个月，父亲回信了，说证明寄晚了，学校已经开学了。

我的心凉了。我没哭，我在心里诅咒，这命运我决不屈服，决不!

我的“大学”。人生的起点有高有低，我现在回到了最低的起点上。我没有能力修改自己的人生长度，但我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和深度;我如果不能拥有美好的人生，但我必须拥有美好的人生观;我果不能拥有令人仰慕的高起点，但我必须拥有追求高起点的理想和信心。这就够了，很好。这是我的人生态度。

我的起点在双凤山下，在我的户口所在地。那个时候是集体劳动，磨洋工，记工分。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虽然年纪尚轻，但我什么活都得干，挖地、锄草、犁田、栽秧、担粪、送公粮，一切男人们做的活，我都能干，而且干得很好。不久，我当了生产队的民兵排长，那是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成员，隔三岔五是要开会的，开会就意味着轻闲，开会也同样有工分。在同龄人中，他们简直嫉妒死了，我又隐隐感到了一丝得意。回乡劳动无疑是艰苦的，我们那时特别盼望老天下雨，一下雨，就不出工了，三五成群打扑克，过得倒也自在。我老家后面有一架很高的大山，山上有我们的土地。每次到后山顶劳动，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因为在山顶上可以看到高家镇、丰二中以及长江中的船，听得到轮船悠扬的汽笛，还可以心驰神往美丽的校园、繁华的街道、我亲爱的同学。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儿时的梦想变得趋于实际，理想主义的色彩已不显浓。我那时想，今后能成为城里一个放电影的人该有多好!白天走乡串寨，晚上放一场电影，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快活事情。实在不行，当一个老师也不错，上衣兜里别两管钢笔，一看就是吃笔墨饭的体面人，总比种地强啊!

梦想归梦想，活儿还得照样干。这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大学”。我知道了农民的艰辛，知道了不同的节气，知道了粮食的珍贵，知道了劳动的价值……这些知识和道理，我可受用一辈子啊!当然，我也有很多苦中作乐的时候，吃生酒、喜酒，逢年过节，赶场天买回两斤猪肉，乡邮员送来一封同学来信，都会令我激动万分。

我的“大学”啊，何时何日是尽头?

不当军官誓不还。在生命的原野和人生的旅途上，人们的起点可谓无处不在。我开始重新思考和调整我的起点。一个人选好了起点，就等于找准了成功的方向;一件事选对了起点，就等于开创了美好结局的一半;一个目标划分好了起点，就等于缩短了成功的距离。我陷入了苦苦思索。当时，举国上下都在开展蓬蓬勃勃的“批林批孔”运动，公社要求每个大队挑选一位理论辅导员，到区上参加统一培训，然后集中到全区各地巡回宣讲。我很幸运参加了培训，整天开始背故事，练演讲，之后又编成小分队走乡串户去宣讲，居然赢得了掌声。我暗自思忖，这样搞下去，说不定真要调我到公社工作呢!结果空欢喜一场。几个月下来，感觉锻炼不小，胆子练大了，面对那么多人敢登台讲话;口才练好了，说上个把小时不在话下;“牙祭”打够了，走到哪儿都有猪肉招待。想想，也划得来。

这条路没走出去，我又开始琢磨新道道。一天赶场，看到供销社的大门外张贴了一份毛笔抄写的简报，说是我所在的树人区农民种偏冬（一种中药材）很多，为国家做了贡献。我眼前一亮，赶紧抄在笔记本上，又到饭馆找张凳子坐下，开始认真地写起新闻报道来。不一会儿，一篇不足千字的新闻稿写好了，又赶紧从乡场上跑步返回大队，找大队长李绍文给稿子盖公章。他很害怕，说这个章盖了会不会糟，我说不会，这是新闻，是宣传，是好事。他将信将疑地给我盖了章，我又跑步返回乡场上，怀着激动的心情将新闻稿投进了邮箱。那些等待的日子，我成天忐忑不安，每天都要跑到生产队长家里看涪陵地区办的《群众报》，七天后，终于看到我的那篇稿子刊登了。那飘着油墨香的铅字，我感觉比什么都美丽。此后，我的名字不时出现在报纸上，报社给我寄来稿纸、信封、内刊资料，还给我寄来了“聘请杨伟智同志为特约通讯员”的聘书。我在当地算是“出名”了。我才17岁啊!乡邻们说，人看极小，马看蹄爪。这娃儿，打小看他就有出息。区社的领导说，你要继续努力，我们也注意培养你，明年满18岁后，争取先入党，然后搞宣传。天哪!我要走出银晓河，到公社当干部了!我每天都沉浸在欢乐中，歌声不断，笑声不断。

1974年冬天，我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和抉择。征兵开始了。我才17岁，我是独子，我有蛀牙，我够条件吗?在公社当武装部长的叔叔说，先报名吧，填表时写成1956年。我说真去呀?他说当兵哪点不好?出远门，长见识，三五年后说不定还弄个排长当当，不比窝在这里强?目测、体检、政审，一路顺利。接兵部队的领导（后来成了我的副连长）看了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新闻稿子，更是欢喜得很，说这个人我们要定了，有点小毛病都不怕。

12月27日，我到公社换服装，崭新的军装穿在身上，能闻到一股清清的香樟味。当天我没回家，而是跑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因为我在丰二中读书时一个重要的同学（我现在的夫人）来为我送行，我不能怠慢人家。第二天，我们一起回到我家，我父亲也请假回来了，很多亲戚也来了。他们惊讶:这娃儿一当兵，媳妇都找到啦?我说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不是媳妇，她是来送我参军的。那两天，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在码头上向父母亲告别的时候，我分明看见母亲眼里含满了泪水。母亲说，儿啊，丰都是个回水码头，你不论走多远，都要回来呀!我说妈妈放心吧，我会回来的。但是，不当军官不回家!

轮船启航了。这是我多么熟悉的长江哦!我在想，这条大江里，该有多少水流是来自双凤山下的银晓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