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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的社会文化第一章 德意志哲学（第1页）

德国的古典哲学体系，是由哲学家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作为代表，在另一个方面，他们代表着近代西方哲学的最高阶段。德国的哲学探讨了很多哲学上的重大问题，假如认为他们的思想只是泛泛而谈的唯心主义，那么就不能把他们思想中有内涵的内容视为一个整体，而分散看待德国哲学思想，只能是窥探其中的一点，而不是整体。

1。兰克史学

帝国时期，一个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时期，其成就，仅次于自然科学发展成就。在这个时期，其历史学领域方面，兰克史学以其浪漫主义的历史循环论，成为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史学的奠基石，为其带来超越性的发展。其中，有一个人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出身于图林根某中产阶级家庭的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年-1886年），他对治史的方法态度，以及其对史学的研究，都对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的史学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他也从此成为了19世纪德国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语言学和神学曾是兰克早年在莱比锡大学研读的专业，后从语言学转向历史学。兰克于1824年发表名为《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文章，从此一鸣惊人，并于1825年受聘，成为柏林大学教授。从此，克兰开始了他此生的专业研究生涯，这一研究，长达60余年。兰克认为，研究历史一定要有可靠的依据，并以此为原则，客观公正的撰写最为真实的历史。在其任教期间，他提出“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并开创了研究班，这也是他能对德国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兰克在其开创的研究班中，将“客观主义”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也贯穿其中。

在兰克教学的研究班中，先后涌现出上百名卓越的学者，从而将兰克的思想和批判性的历史研究传到几乎所有的国家。而兰克本人，也依据他所倡导的原则，撰写过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人物传记。他所撰写的全集，有54卷之多，其中多数为16、17世纪欧洲民族的历史，也包括《教皇史》在内。兰克不仅担任教学、著述的工作，还曾任普鲁士科学院的成员，而这一成员的位置，兰克担任了54年之久，而且，他还曾在柏林大学住持了46年的历史讲座，直至1871年，兰克退休，但是仍然继续从事撰写工作。兰克在晚年曾想以《世界史》来完成他的民族历史专论，可惜这部著作最后只写到了1453年。兰克的一生，有着众多的门徒，而他自己对待史学的态度，以及他对史学的著作贡献之大，使其被誉为“近代科学历史之父”，“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不过兰克在史学研究中，与理性主义史学有着原则性的差别。兰克的史学研究是通过具体的史实去了解，从人体的实例去验证其真实性，而理性主义史学则通过总结与探究历史的发展规律，去判别历史的真伪。而且，兰克认为研究对象不应该被确定为政治史，更不应该对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和概括，所以他并不承认理论能为历史研究带来任何的价值性作用。

虽然兰克的史学成就很显著，尤其成为19世纪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但是，他却也还残留着理念论者的形象。在兰克的主张中，通过包含在历史个体中的整体精神的非理性直觉体验，来揭示历史的本质。这就是一种矛盾性的体现，而正是这种矛盾性，代表着对启蒙主义的反抗，也开阔了史学传统的空间渠道，为后人超越其史学奠定基础。而兰克史学也确实面临了许多新的挑战，新兴学派--普鲁士学派、文化史学派、经济史学派，都是其挑战者之一。其中，曾为克兰学派分支的普鲁士学派，在亨利·冯·特赖奇克的带领下，已从过去的兰克史学中分离出来，与兰克所倡导的客观史学相违背，成为御用的史学，为德国统治集团所用。而对于文化史学派来说，兰克所创办的史学模式，在他们眼中则成为批判的对象，文化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卡尔·兰普勒希特，他认为历史不是一种个例的研究，而应该是一种共性的研究，是对人的共性和“社会心理”的研究，而且兰普希特勒希望通过一般心理学的法则为基础去撰写历史，因而他认为历史是需要去对其变化作解释，而不单纯是叙述。虽然兰普希特勒的新主张，未能对兰克史学的正统地位产生威胁性的影响，可是却也形成一股新的文化史观思潮，与传统的兰克政治史学观相抗衡。此后，更有威廉·狄尔泰以“精神科学”为名义，开启新的理解性的历史学研究。由他倡导的对潜在意识和非理性力量的重视，为德国和社会在某些研究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当时，理性主义的衰落，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兴起，已成为欧洲社会的一大背景，此时新的历史学研究思潮的兴起，正是与这个大背景相呼应的存在，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出德国历史研究的复杂性。

2。韦伯思想

1864年4月21日，在德国图林根埃尔富特市的法学家族中，一位未来的社会思想家诞生，他就是--马克斯·韦伯。没有人想过，他竟会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学思想家，而且直至今天，这位思想家仍旧被称为与马克思、杜尔凯姆齐名的伟大人物。韦伯5岁时迁居柏林，1882年在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学习，两年后转入柏林大学，继续研究法律，同时也开始兼修历史。韦伯在柏林大学主讲罗马法和德国商业史的两年后，于1894年转到弗赖堡大学讲政治经济学。时隔14年后，韦伯又回到海德堡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他当时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学和农业政策。3年后，韦伯由于患精神病而得到长期休假的机会，并开始游历各国。1903年，韦伯重新回到学术创作活动领域，并在两年后以一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举成名，奠定其历史社会学基础。此后，韦伯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直到1920年，韦伯去世，他已经是德国社会科学界一名举足轻重的学者和教授。可是，当时他所创立的思想并没有被广泛传播开，直到二战后，西方学术界才开始看到这位已逝思想家的卓越之处，开始掀起一股“韦伯热”，并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术人物。

“理性化”是韦伯思想的核心。在韦伯的认识中，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理性去支配和管理的，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管理，都必须由理性去掌控。而且这也是中西方文明的区别。韦伯认为理性化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教伦理观相一致的产物，因而其最先出现于西方，也带动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同时，韦伯还对中国和印度理性化过程被阻扰的原因做出解释，他认为宗教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其中不可磨灭的原因。韦伯在认识到理性优势的同时，还认识到理性的弊端，他认识到理性会让世界原有的魅力被打破，毁灭了数千年来的传统，并使人类失去精神追求。而且，理性的这些影响，必然将引发非理性的滋生和发展，从而引发两者的冲突。因而，理性与非理性两者间必须共同了解，才能真正维持理性的存在。韦伯在关于社会研究上认为，要能用“主观理解”的方法，从影响人的行为的各种因素中把握社会，而不能单从社会结构或是社会本身出发，在政治社会学上，韦伯受到德国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他认为非凡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对民众产生的吸引作用是不容小看的，这也是为什么在高度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中，独裁者和和煽动家能获得民心的原因。韦伯本身，其存在就已是一种理性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相互存在和影响。韦伯一直试图将这两者冲突进行融合，这就使得他成为一个夹杂着巨大影响和争议的社会思想家。

3。叔本华他的哲学

前帝国时期的哲学家中，有一位哲学家成为是非理性的唯意志论的思想先驱，那就是--阿图尔·叔本华（1788年-1860年）。叔本华的理念是世界的本质在于人的意志，他认为意志才是最重要的力量，并于1818年发表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将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全都阐述在文中。由于叔本华年轻时曾在柏林大学读过书，专攻的是哲学，也研究过印度哲学，所以受到过费希特和康德的影响。在叔本华的理念中，意志成为人的内在驱动力，他认为意志就是一种欲望，因为意志和欲求得不到满足，因而它的本质是痛苦的，而且由于欲求的无边际，这种痛苦也是无止境的痛。而世界本质的肯定，对这份意志的肯定，然而这份意志却是痛苦的。然而，为了要摆脱，就要通过摆脱对意志的束缚，约束各种的欲求，从而就否定了生命的意志。于是，在这样的矛盾循环下，叔本华的理念开始逐步陷入悲观厌世的情绪之中，也称为虚无主义。叔本华的哲学理念是在他人生的后期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以1851年《附录和补充》的发表为标志。不过，叔本华真正成为生命意志学说的精神先驱，则是到尼采在接受他的生命学说后，以权力意志说进行了全新改革后才形成的。

在叔本华眼中，人类行为的动机成为人类道德的探寻基础，他认为人类有三种行为动机：盼他人快乐，盼己快乐，以及盼他人痛苦。简单概括，那就是同情、利己以及恶毒。其中，叔本华认为，后两者均不是真正的道德推动力，只有基于同情，才是所谓的真正道德。

叔本华认为，许多道德行为，都是在个人名誉和法律规范的条件下产生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利己，即所谓的表面道德。因为个人名誉的关系，所以很多道德行为都是希望得到他人对自己的尊重，从而得到心理的满足，而由于还有法律规范的强制性约束，所以一些道德行为本身，是为了规避法律的惩处而行动。基于上面两种原因而做的道德行为，在叔本华看来，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而是一切为了自我。因而，在这种理念下，一些食欲、性欲等为了满足生理需求的行动，以及一些其他的发展要求，都成为极端不道德的行为。

而最后一种非道德，其目的是盼望别人痛苦，这种动机被概括为恶毒。在叔本华看来，恶毒不是什么稀罕事，只是它一般的表现形式为漠视、反感，所以也不带有很严重的情节。而且人类还会各种方式为那份恶毒做伪装，例如礼貌和聪明，因而背后的暗斗就显得更加常见。叔本华认为，嫉妒和幸灾乐祸，都会造成恶毒行径的产生。嫉妒是将原本应该受到敬佩的东西，因为个人卑劣的人性，才变成恶毒的嫉妒。如果说嫉妒是人类性格中的缺陷，那幸灾乐祸则是一种残忍卑劣的行径，叔本华认为，幸灾乐祸是恶毒的极端形式，他会表现为对别人的伤害行径。

在叔本华眼中，一切的非道德行径，都是以利己和恶毒为动机所产生的。

叔本华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与众不同的，它们稀有而且令人生敬，是不可思议的存在。叔本华曾引用卢梭的话说：“人们不会对比自己幸福的人产生同感，而只会对比我们不幸的人感同身受。”也就是说，同情，其实在本质上是一种感同身受。叔本华也认为，一切真正的道德，都是从同情而生，并发展成为一种无私、高尚的情节，即同情是真正道德的起点。

叔本华以同情为基点，将伦理学的原则定义为：帮助每一个人，而不去伤害别人。与这个原则相对应的词汇是--公正、仁爱。同情的肯定和否定作用就通过这两个词汇去体现。公正是其否定性质，而仁爱，则是同情的一个新高度，是对同情的肯定作用。仁爱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却比其更高的一个级别。叔本华觉得公正和仁爱，是稀少的存在，但是却是不能被泯灭的存在，即使是没有道德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

叔本华的家庭比较特殊，母亲自私冷漠，父亲却忧郁易怒，这种家庭环境对他的思想理念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有时候会被解释为是家庭造成的，虽然这些都不是哲学层面上的探讨结果。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构建在两个基础概念上，一是认为表象和意志虽具有同一性，但是意志终究会产生决定性作用，而表象只是将这种意志客体化；二是认为意志表现为一种欲求，而且还是永远不被满足的欲求。所以在这两种基础概念上，叔本华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痛苦的，而人们的一切行径，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却反而证明了意志的本身。叔本华认为这种欲求得不到满足，却不断尝试去满足，是最为悲哀的事情，因而他认为无论是乐天派和悲观派，都必须面对这种根本的痛苦而无法摆脱，只是乐天派选择逃避，捏造幸福的假象。

有人认为，叔本华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是事实上，叔本华却肯定着生命存在的意义，即使这种意义是消极方面的。叔本华在其撰写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四部分，就撰写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禁欲来摆脱欲望带来的冲动，从而获得幸福，摆脱这种根本的痛苦。但是，叔本华在提倡这一理论后，却又强调其实这种禁欲，其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叔本华认为，任何被感觉到的自由意志，其实都一种表象世界的活动，而表象和行为其实都受到一种名为“意志”的神秘力量所控制，即意志和表象看似没有联系，其中却有着神秘的关联，因果律影响着表象，而意志却又通过这种因果律与表象世界发生关联。简而言之，就是想的不是我们所控的，做的却是我们能做的。因而叔本华也被认为是一个宿命论者和决定论者。

物理学家--薛定谔、爱因斯坦，对自由意志的解释深表赞同，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