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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落紫禁城（第1页）

1．假盛世

清朝是古代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王朝。入关前，女真人还很落后，基本上刚刚脱离原始部落状态。但通过潜心汉化，清朝很快步入了黄金时代--“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大体相当于康熙、嘉庆、乾隆祖孙三代人的执政时间总和，共100余年。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没有外患，还不断开疆拓土、拓展影响力，仅藩国就有20余个。

但“康乾盛世”本质上是个假盛世。它的繁盛，体现在数量上（人口与经济总量），而不是质量。它不仅无法与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如“开元盛世”等相提并论，更无法与当时的西方相比。几乎与“康乾盛世”同步，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先后完成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当“盛世”步入尾声，中国已经在科技、文化、军事、政治、教育等层面落后很远，这是“开元盛世”等盛世绝对没有的情况。

落后就要挨打，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落后。以江苏的吴淞营（今属上海）为例，1828年，时任苏淞镇总兵的关天培调查得知，该营兵器主要有：腰刀948口，大刀277口，角弓213张，战箭11570支，火箭260支；鸟枪917杆，喷筒118个；发熕炮55门，玉带炮12门，决胜炮72门，劈山炮42门，过山炮10门，子母炮40门，红夷炮7门，红夷发熕炮3门，火药8940斤。此外，吴淞营在宝山县城东南靠黄浦江入长江口的杨家嘴有炮台1座，另有沙船3艘、艍犁船4艘。吴淞营为清军驻守要地，兵器比其他驻地更为优良，但从上面的清单中可以看出，除冷兵器外，即便是火炮，也大多属于明末清初时期的小型火炮，威力极其有限。

2。脆弱的国防

清朝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为满兵，原本是清军的精锐，但后来逐渐堕落，很多旗人甚至连马都不会骑了。绿营军为汉兵，是清军的主体。

各省绿营以镇为最大单位，以营为基本单位，营以下分哨，哨以下分汛。一般来说，一哨的长官都领有一汛。汛虽是绿营的最基层单位，但并非最小驻军单位，由于汛地幅员宽广，有的汛下又分设若干墩塘小汛或堆汛，致使城守营和分防营驻地极为分散。如吴淞营，受江南水陆提督属下的福山镇管辖，其编制官兵不过1100余人，除200名士兵驻守在吴淞西炮台外，其余800余人分布在县城及35处汛地。防守范围包括宝山县大部分及嘉定县的一部分。每一汛地，驻兵由数名、十数名到数十名不等，驻防极为分散，导致兵力也严重薄弱，作战能力十分低下。

1832年6月，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北上侦察中国沿海情况，在没有遇到任何阻挠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闯入了吴淞。因此，随船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日记中不无轻蔑地写道，如果他们以敌人的身份来到吴淞营，该营整个军队的抵抗将不会超过半小时。

清军的海防也非常脆弱。海岸炮台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最主要的防御工事，然而，即便是号称规模最大、工事最坚固、火力最强的广东虎门靖远炮台，也仅仅是在规格上比其他炮台更为壮观而已，根本无法与欧洲棱堡那样的完整防御体系同日而语。在靖远炮台，士兵只能依靠垛墙掩护正面，而垛墙很容易被西方炮火摧毁；炮台顶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西方国家的曲射炮完全可以从上空轰击炮台；由于笨重和转向不灵活，炮火只能集中安置在正面，从而难以防御小艇从侧面登陆和攻击；炮台后方只有一堵围墙，缺乏系统的斜堤和堑壕阵地，无法组织有效的战略反攻；炮台侧后方没有良好的道路系统，兵力、粮草和弹药难以得到及时补给。1836年，一个西方观察家称，广州、虎门一带的炮台属于幼稚阶段的堡垒建筑，没有壕沟、梭堡和斜堤，而且都是裸露的炮台，没有一个炮台能抵挡得住一艘大型战舰的火力，或者抵御突击队在岸上的袭击，因为突击队完全可以从炮火所不及的侧方或者后方发起攻击。

真相：

棱堡

从空中看上去，棱堡就像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自行车飞轮，这种设计规避了防守方的射击死角，也容易使防守方形成交叉火力，或者相互掩护。“飞轮”凸出的一个个“齿”都是迎敌面呈角形的三角堡，其目的在于使攻方炮弹在斜面上打滑，造成跳弹。外围还挖有壕沟，筑有斜堤，防范敌人挖地道或攀爬。在重炮、坦克、飞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问世前，依托棱堡可以有效抵抗敌人进攻。

3。蛀虫横行

腐败是封建社会的顽疾，也是任何社会的毒瘤，清朝尤其严重。

和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1775年，36岁的和珅还只是仪仗队一名三等侍卫，但因为受到乾隆赏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连升数级，之后益发飞黄腾达，成为除乾隆以外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别说朝中大臣，就是皇子皇孙，有时也需要和珅帮忙。和珅专权20余年，通过各种手段聚敛了大量财物。1799年乾隆驾崩后，嘉庆皇帝下令处死和珅，并查抄其家产。查抄清单上的财产数量十分惊人，包括金子800万余两，银子百万余两，各色珍宝2万余件，此外还有当铺、各类店铺、房产土地、大量书画和工艺品等。将它们折合成白银，至少为8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0年的税收。

讽刺的是，和珅被查办前曾主持查办过另一巨贪李侍尧。李侍尧也是乾隆的宠臣，和珅有心置他于死地，因此将查抄清单列得特别细致，包括金银珠宝在内共901项，其中珍珠2000余颗，宝石140多块，玉器1000余件，名人字画200余件。但乾隆最终赦免了李侍尧，仅将他抄家了事，后来又起用了他。这主要是因为李侍尧颇有才干，也有平台湾之功，而且上贡非常积极。李家的财产清单中有3座黄金佛、1架珍珠葡萄和3株4尺高的珊瑚树，和珅故意把它们放在首位，想引起乾隆的注意，但这几件珍宝其实是当年李侍尧进贡给乾隆而乾隆嫌贡品太多退还给他的。这份“孝心”让李侍尧逃脱一死，但像他与和珅这样贪得无厌的人，竟然备受皇帝青睐，这本身就说明清朝已经烂到了骨子里、源头上。

1841年因在与英国谈判中擅自割让香港被道光皇帝革职抄家的琦善，家产也有黄金10912两、白银1800多万两、珠宝11箱。其他大小官吏，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县官，也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现象。

土地是农耕社会最根本的财富，也是广大百姓的基本生存资源。清朝中后期，土地问题非常严重。贵族、官吏和地主利用权势，大肆兼并土地，动辄占有土地达千亩、万亩甚至数万亩。如贵州的鄂辉有田1000余亩，江苏海州的孟思鉴有田5000余亩，直隶提督庆成的女儿出嫁时陪嫁的土地就有3160亩，琦善占地竟达256万亩，由清朝皇室直接控制的官田和皇庄更是高达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7还多。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张清朝妇女吴姚氏将自己的6亩土地典当给一个名叫高处的地主的文契。文契约定，吴姚氏收银56两，如能在5年内凑足原价，可将土地赎回。如果不能，吴姚氏的土地就永远归高处所有。国家博物馆中还存有数张其他人典当土地给高处的文契。但是，高处的土地好歹还是买的，而和珅、琦善等人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权势巧取豪夺的。

当然，由于清朝允许买官，只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物，高处就可以当官。乾隆时期，交白米20石就可以做县丞，也就是副县长。后来逐步攀升至数千两白银，但相应的薪俸却依然只有几十两银子。这就意味着那些买官的人在做官后只有“努力”腐败，才能捞回“本钱”。上文中的吴姚氏等人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各种苛捐杂税，才被迫出卖自己的土地，沦为佃农或雇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