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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第1页）

闽籍华人是在艰苦环境中创基立业，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他们走出闽地，闯荡大江南北．漂洋过海，打拼异国天地。他们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凭超群胆略，以争先气魄，驰骋各界。福建人虽然奔走各地，但恋祖爱乡的心情也始终像风筝线一样牵扯着他们，取得成就后回馈桑梓成了他们普遍的做法。这不仅为自己创下基业．也为当地社会和家乡祖地做出巨大贡献，由此赢得世人尊敬以及家乡人民的爱戴。

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福建北部与西部是山区，山区人比较质朴、直爽，东部与南部是沿海，海边的人显得更精明、刁钻。但在总体上看，福建人的性格还是很有共性的，即柔中有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个道理。

福建人话语不多，外表平和、含蓄，不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内在却刚强、坚毅、执着。喝酒是很能反映人的性格的。在酒桌上，福建人劝酒也不那么勤，特别是在城市里，生硬劝酒的做法已经过时，显得温和随意、文质彬彬。能喝的，自觉多喝，不能喝的，别人也不会硬灌。北方那种“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酒风，福建人颇感畏惧．从对酒的态度上，很容易看出福建人缺少豪迈之气。倘若北方人与福建人一起喝酒，也许北方人会觉得喝不痛快，喝不过瘾。但福建人与福建人在一起特别是彼此熟悉的朋友，边喝边聊，能者多喝，不生劝硬灌，却有身心轻松、怡然自得之感。在福建，五六十度的白酒能喝一两斤的人．也是有一批的。尤其是在闽北、闽西山区，能喝的人不少。不过，他们即使能喝，也常含而不露。在酒桌上不张狂，不叫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喝到烂醉如泥。所以．能喝的人也常给人“不会喝”的印象。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北方人与福建人在酒桌上叫板，看福建人温文尔雅的样子，觉得他们不善喝，想把他们灌醉，不料福建人后发制人，待北方人喝得已有几分醉意，才连连进攻。结果，醉倒在地的竟是北方汉子。

福建素有“散文之乡”之称，几十年来出了不少散文家、诗人，比如冰心、林语堂、郭风、何为、舒婷，当今福建的几家文学刊物，如《福建文学》、《散文天地》，每日都能收到不少散文、诗歌投稿。但福建的小说创作不行，缺乏有震撼力的宏篇巨制。福建的闽剧、南音、梨园戏，都曲调柔美、清丽，与北方的京剧、信天游、河北梆子、山东快书，风格大相径庭。“文如其人”。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福建人的气质上确实阴柔占了上风，阳刚之气不足。

福建人谦和而不软弱，他们的心灵深处有一股韧劲。福建出过不少精明能干的商人，比如，厦门的华侨陈嘉庚、永定的华侨胡文虎，都是声名赫赫的巨商。但福建也出过气吞山河的民族英雄。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是福建人，抗英禁烟的林则徐也是福建人。在现代史上，福建还出现过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如张鼎丞、邓子恢、杨成武。他们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是转战南北、浴血奋斗的结果。据统计，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福建有10万人参加红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其中2万多人参加长征，5000多人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在全省太平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中，为革命光荣牺牲的达4万多人；被国民党捣毁的革命基点村计2841个，被摧残致死的群众约38万人，被杀害的革命群众约9万人，真可谓“壮怀激烈”。

闽西素有“山歌之乡”之称，在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妇女唱着山歌送儿子、送丈夫、送情郎当红军上前线。比如，《十送郎》即是当时妇女送情郎时唱的一首山歌。十里相送，情意绵绵，依依难别，足见她们柔情似水。然而．毅然决然把情郎送上炮火纷飞、生死难料的前线，义足见她们意志何等顽强。柔与刚，是一对矛盾，而这对矛盾却统一到了福建人的身上。

福建是个颇有文化底蕴的省份。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建的文化也是很发达很有特色的。从唐代起，福建的重要都会建安（今建瓯）就多书肆，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出版中心。宋、元、明三代，建安的刻书极为盛行，世称“建本”。在福建的许多地方，都有文化古迹。福建有名的自然风景区武夷山，方圆60平方公里，不仅山青水碧，同时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山崖上，溪水边，至今还珍藏若3000多年前古越人的船棺30多具，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国船棺葬的主要发源地。还有不少历代的宫、观、寺、庙和摩崖石刻400多处。走进闽西的客家土楼，你能充分感受到客家人朝夕相处、团结友爱、和睦共居、和善好客、刻苦耐劳、怀德重教、读书奋进的民风。土楼往往雕梁画栋．这些绘画和雕塑，无不充满客家文化特征。承启楼有一副堂联，写的是“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共楼居住，出人相见，最宜结重人伦”；振成楼的大门楹联写的是“振纲立纪．成德达材”，中门楹联是“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后堂楹联是“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这楹联即便今天读来，也能启人心扉。

可能与文化传统有关，福建人特别重视教育，福建的高考连续数年在全国名列前茅。福建人读书的刻苦、做学问的用功，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那些科学家，克服各种困难，用毕生精力去钻研一个课题，没有顽强的意志力，又怎样支撑得下来呢?

福建人这种独特的性格心理，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这可能与福建人口构成及自然环境有关：从人口构成上看，福建有当地土生土长的闽越人，也有大量的北方移民．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在这里撞击、交汇、嬗变。福建人有着南方人的精明、细腻、狡黠，又有着北方人直爽、刚强的一面。两种性格糅台在一起．使得福建人柔中有刚。从自然环境上看，福建山清水秀，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性格趋于温柔、细腻。但福建自古是个荒蛮之地，特别是在山区，山高谷低，交通不便，毒蛇猛兽出投，在这种环境下，意志力不坚强，没有韧劲，也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

2。家族式经营

福建人在商业信息方面有极其灵敏的嗅觉，和善于分析各种资讯的精明的大脑。福建的商业之所以发达在于他们凭借唯福建人所有而其他地区所无的那张发达的商业网络，这张网是他们靠着各种社会关系的丝线精心组成的，而其经纬的结合点被人称为是“三缘——血缘、

地缘和友缘”。利用家族关系来建立商业网是福建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条件。

早在唐朝，福建就有这种氏族经商的传统。时至今日，家族式经营任然为大多数企业的经营取向。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采用家族式经营利于管理，而且商业机密也不容易外泄。

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现有的300多万家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了80%以上。华人首富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和记黄埔、长江基建等也是家族企业，总市值达到5000亿港元。可以肯定的是，家族企业也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方太公司董事长茅理翔甚至这样认为：“家族制是目前中国现有条件下最好的企业模式。”

当然，家庭式企业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现阶段，我国的家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包括传承上的问题，而且隐藏在传承背后的是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求。极端注重血缘关系的中国家族企业，如何突破家族企业的窠臼，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经历了短暂创业辉煌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林聪颖的成功在于，他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平衡了家族式的管理机制。“九牧王”是一个家族企业，林聪颖的家人分管着企业的各重要部门。对这种体制的经营实践使他很早就认识到“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家族制度会妨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么一个商界的共识。他的做法很简单，那就是：家里的一套，不能搬进企业里来。

1995年，林聪颖签下了独家代理“重磅麻纱王”在大陆销售的协议，如愿以偿地取得了未来的市场王牌。立即着手布置全面进攻的大战略，要利用这次机会一炮蹿红。为此他给生产部门下了一道死命令，对现有的生产工艺进行全面改革，只求能令新产品以完美的形象一鸣惊人。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次，生产部门对他的指令却不以为然，抬出他的父亲来抗衡，而分管生产的林父反对的理由也不无道理：“九牧王”的西裤工艺在同行业中已处于领先地位，现在再谈进行改革，一来会增加公司的财务投人，加大新的风险；二来时间上也吃紧。对于父亲所说的这番道理，林聪颖不是没有想过，事实上这也符合他一向的节俭作风，对总部投资可省则省，但他有一个原则：绝不能往生产上省，这一次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坚信这次改革对“九牧王”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他明白，既然家族成员多站在父亲一方，要想工艺改革顺利进行，必须过这一关。与父亲发生矛盾，这个选择对林聪颖来说是不无痛苦的。父亲是个经验丰富、头脑灵活的创业者，对工作也十分投入，他一向都十分尊重父亲的意见，但为了企业前途他不得不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反复地对父亲说明工业改造举措对公司的重要性，坚决地说：“在家里，我听父亲的；在公司，父亲得听我的。”决策的根据应是企业的实际利益，不是家族制度也不是私人感情，林聪颖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他坚定不移。

事实证明林聪颖的抉择是明智的。“重磅麻纱王”系列西裤一上市就引起了轰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安等城市甚至引发了抢购风潮，林聪颖不得不组织工人日夜加班生产，“九牧王”品牌也一夜之间红透大江南北，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1995年6月到1996年底，该系列西裤累计销售400多万条，销售额过亿，创下了单品种服装销售的国内奇迹。“九牧王”最终成为国内西裤第一品牌，全行业市场占有率第一之。

林聪颖的家族企业成功的经验就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家族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既保留家族制，又淡化和提高家族制。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少帅”周少雄对资本运作的认识十分精辟，他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将面临更大挑战，除了经营品牌外，还要加强资本运作，把品牌打人国际市场。这是企业的与时俱进，因为现代企业的竞争已发生深刻变化，不再是你死我活的‘独赢’格局，而是更高层次的竞争与合作。资本运营就是这种更高层次竞争与合作的最佳境界。”

现如今，家族式企业应该说是一种可行的经营管理模式，尤其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在企业创业资本并不丰厚的今天，它还将是企业创业初期的重要管理手段。只要在日后经营管理中能注意到科学管理方法的应用，家族式管理必将作为一种成功的管理模式而长期存在，并且为企业初期创业风险的降低和期资本的积累作出不可限量的贡献。

3。跻身科研领域——为国争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其核心和关键在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能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深知此理的福建人为了民族振兴，毅然决然的跻身于科研领域。

对我国普通公众来说，李爱珍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如果不是2007年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选举结果，使她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女科学家，恐怕很少有人会去关注她的生平。

李爱珍于1936年出生在福建省石狮永宁港边村，1954年，她从福建泉州第一中学考人复旦大学化学系。1958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任职。

自1960年代末，分子束外延（MBE）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带来了半导体科技的一场革命。1980年起，李爱珍开始开拓和研究半导体量子纳米结构与分子束外延单原子层生长技术这一前沿学科领域。1980年，作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的专家，李爱珍被派到美国卡尼基梅隆大学做了26个月访问学者，师从国际半导体权威米尔纳斯教授（Milnes），转入用分子束外延高新技术生长超晶格、量子阱、异质结人工合成超薄层纳米材料。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李爱珍还去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拜访过卓以和，从而打下在国际前沿领域做研究的基础。回国后，李爰珍在科研一线致力于发展我国分子束外延技术。在1984年分子束外延国际会泌上，李爱珍和国内科学院同行分别报告了用国产分子柬外延设备生长的材料和物性及器件应用的论文，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她与中科院同行研制我国新一代国产分子束外延设备，研究成果打破了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

1993年，李爱珍开创和发展了至今仍为中国唯一的可生长台砷、含磷量子结构的压力控制气态源分子束外延技术（GSMBE）和GSMBE材料和器件方向。199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单板型量子级联激光器（QCL）之后，李爱珍带领课题组开拓了中远红外量子级联激光器全新领域。因为她知道，工作于中远红外波段的激光器和探测器对于国家和国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激光器可以灵敏地检测包括有毒有害气体在内的各种气体，在环境监测和医学检测以及反恐等领域都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所以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刻不容缓。1998年，李爱珍用气态源分子束外延（GSMBE）和技术，研制出亚洲首批中红外5微米和8微米亚纳米量级400层的量子级联激光器（QCL）材料，并经器件验证，发表了亚洲首篇量子级联激光器SCI论文，使中国进人了掌握此类激光器研制技术的国家行列。这也是李爱珍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事，因为在贝尔实验室挂有一张世界地图，上面用红笔标出国际上谁有量子级联激光器，除了美国和欧洲以外，地图上亚洲用红笔标注的只有中国的李爱珍小姐。这是中国的骄傲。卓以和说过，量子级联激光器的材料制造相当困难，“世界上没有几个实验室可以做到，而且这些实验室的人员大多有过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经历。李爱珍能够独立地做出来，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美国国家科学院是一个学术界熟悉的名字，美国是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全球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国家，院士荣誉是一个国家对各个领域里最有学识、最有才华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美国国家科学院评选院士，其中一条核心标准就是“在某一科研领域中长期的、源源不断地作出卓越、原创性的贡献”。李爱珍的研究水平完全达到了国际水准。在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选举标准不会低于本土院士……在一定程度上，当选外籍院士更不容易。”李爱珍在获奖致谢时是这样表示的：“成为这个顶尖群体中的员，是我一生科研生涯的荣誉，以及与我共同奋斗的群体的荣誉。”熟悉李爱珍的同行们深知她在分子束外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李爱珍虽然在几次的国内院士评选中落选，但她始终对祖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李爱珍经常对学生讲：“任何人都会从地球上消亡，也很快会被人们忘记，但是‘中国’这两个字会永远在地球上存在下去。与国家的需要相比，自己的得失实在微不足道，国家给我们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今天能够当上外籍院士，如果没有国家给我那么多平台、项目研究经费、科研环境等支持，没有恩师邹元燨院士不顾个人政治风险，极力举荐出身于华侨世家的我为公派访问学者赴美学习、研究分子束外延，就不会有我李爱珍的今天，对国家的恩情、对恩师的恩情我是不能忘本的。”

在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研究所，只要提起李爱珍，无论同事还是学生，她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拼命搞科研”。“人家是勤奋，她是拼命”，李爱珍的学生这样形容她。李爱珍曾说过：“我不是把利研看成一种职业，如果是职业，那就上班来下班走，挣一份工资。我把科研看成我生命中的绝大部分。”2008年5月，在纪念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三十周年之际，李爱珍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杰出贡献教师”。2008年7月被科学中国人评选为“科学中国人2007年年度人物”。如今，李爱珍在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中红外光电材料和器件国际会议科学委员会、磷化锢及相关化合物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等多个重要序列国际会议任职，为我国在这些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作出重大贡献。

李爱珍的成就来源于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怀着感恩的心将科研视为自己的生命。不遗余力地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着研究，为国家争取了光辉的荣耀。

4。“一代才华”——献身中国文化事业

福建人凭借自身的坚定执着涉足各个领域，就是在令众人仰慕而又望尘莫及的文化界，也留下了福建人的光辉足迹。

有“一代才华”之称的郑振铎就是文化界的典范。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郑振铎一生成就颇多，涉及领域广泛，是五四以来文化界少数几位“全才”式的人物。

郑振铎，字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水嘉县（今温州市）。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方交通大学前身）学习。

郑振铎一生中以文学贡献最为突出。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台编）等。

在文学理论方面，郑振铎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郑振铎还主编了当年最出名的文艺刊物，搜罗了许多中国珍贵文献，所以既可以说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有名的编辑、藏书家。他所主编的刊物，很多都是曾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流刊物，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过重大作用。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对中国文献的搜罗和保全。他逝世之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我死后，这些书全都是国家的”，将近10万册的珍贵藏书全部献给国家。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郑振铎为社会主义文化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