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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问政（第1页）

网络问政是一种新兴的社会民主政治，政府和网络民众以网络为问政平台，进行双向互动的“问”与“答”，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双向沟通的政治民主。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对于其他问政渠道而言，网络问政降低了民众利益诉求表达的“门槛”，也拉近了政府与民众间的距离，加强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沟通。网络问政作为新时。期的一种新型的政治生活，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发展，而且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在未来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中，网络问政必然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网络问政的种类和特点

网络问政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时代的政治现象，是指政府权力机关和社会民众以网络虚拟社会为媒介，对在社会公共领域所发生的有关政治事件与社会公共事件进行双向交流、沟通的现象，它是一种政府与民众之间进行的双向良性互动的过程。对政府而言，网络问政是政府通过网络平台积极地与广大网民进行沟通，了解、尊重民情、民意，聚集、会聚民心、民智，从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以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水平，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的重要渠道；对网络民众而言，网络问政是网民对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回应，对政府政策出台、实效的评议，维护民众自身合法权利、实现公共利益的诉求表达方式。

（一）网络问政的特点。

网络问政的主体不仅是政府机关，还包括社会民众，是政府与民众的一种双向互动，它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背景下的产物，架构起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新的桥梁。

1．网络问政主体的平等性与广泛性。网络问政以网络虚拟社会作为交流平台，网络虚拟社会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匿名性使社会民众参与网络问政更具有平等性与广泛性。在网络问政主体的平等性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中金字塔式的管理体系，使得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交流不顺畅，民意的表达渠道不多，政府与民众的信息资源明显处于不对等状态。然而，网络信息时代打破了这一传统的社会体系，每个社会主体不管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只要身在网络虚拟社会中都是平等的，都可以通过网络便捷地了解或得到最新的社会信息，且都可以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对自己所关注的事件自由地发表见解与评论，对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由地表达，政府不再像传统社会管理那样控制民众的话语权，不再处于信息资源的垄断地位。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这是网络问政主体广泛性的基础。由于网络问政所涉及的问题大都是社会公共问题，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参与其中的网民遍布社会的不同层级与各行各业，有国家最高级领导人、各级省市领导等政府人员，也有分布于社会基础领域的广大网民。因此，网络问政的主体具有广泛性。

2．网络问政主体参与的直接性。网络问政使得民众不需要像传统社会那样通过选举自己利益的代表，来向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网民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政治观点，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这样“零距离”的问政模式，不仅满足了民众参政议政、建言献计的要求，也使政府更真切地感受到民众的需求。

同样，当政府在制定社会公共政策或发布涉及公共利益的命令时，也非常希望把民众的意愿作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或发布合理命令的重要参考依据，从而主动地进行网络问政，直接接触网民，来倾听、了解民情民意，直接地与民众进行沟通、交流，对民众所建议的合理意见或见解，直接采纳到政策或命令之中，这有利于推进政府公开、透明、民主的施政，有利于创建令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3．网络问政的高效性与便捷性。门户网站、社交网站、视频分享、论坛、博客、微博等各种网络服务的迅速发展，为社会民众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条件。利用这些服务，使网络问政具备了一定的高效性与便捷性。一方面，这些服务使政府与民众沟通、交流的效率较高，沟通的方式比较便捷。在传统的问政模式中，政府要了解社情民意、体察民情民生一般都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影响，特嗣是要了解、考察离行政中心较远的地方，则更会受到许多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限制与阻碍，而通过网络问政，政府能更直接的了解任何地方的社情民意。而且，这些社情民意的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这是传统社会的任何途径都无法比拟的。同样，民众想要向政府反映问题或提出建议，在传统社会中一般需要通过多个中间环节的上报和批准，如果向更高些级别的政府领导建言献策，则需要经过的环节会更多，其中任何一个上报审批的环节出现问题，民众的沟通意愿则很难实现。而网络问政可以帮助民众消除中间的所有环节，直接与政府的负责人进行沟通，有时甚至可以直接与国家领导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在技术上便于实施。网络问政是在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生事物。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各种网络服务运用在网络问政后，为网络问政带来了更高的便捷性与效率性。随着网络宽带技术和3G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应用，网络问政会更加方便、快捷地通畅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

4．网络问政的开放性与互动性。网络问政的开放性是与网络虚拟社会的开放性密切联系的。由于网络虚拟社会是一个提倡自由开放的虚拟社会，它的社会结构是分散式的、没有边界、没有中心的架构，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计算机和一根联网的网线就可以立即与他人进行公开的交流、沟通。网络虚拟社会的这种开放性使得在网络问政的过程中，不论是政府主动地在网络问政中征求民众的意见与想法，还是民众积极地在网络问政中反映社会问题，双方之间的沟通交流都可被任何第三方看到，最终，这种开放性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到网络问政的过程中来。网络问政的互动性有多种存在的方式，具体包括：第一，政府与网民之间的互动性。政府与网民之间的互动是网络问政的主要目的，在网络问政之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是很有限的，甚至是很困难的，而网络问政极大地拓宽与增加了两者之间互动的范围与机会。第二，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性。虽然网络问政是以网络虚拟社会为基础，网民大都以虚拟身份进行网上交流，但网络问政所关注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往往是发生社会问题后，网民在网上发布、转载，从而引起众多网民的关注与讨论，随之在网上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最终又回到现实社会中实施问题解决的方案，在现实社会中把问题予以解决，这样循环反复的过程实现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间的互动。第三，网络民众间的智慧互动。由于网民在现实社会中处于不同的社会行业与社会地位，他们对社会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与见解，通过在网络上的讨论，充分激发他们蕴藏在心中的知识和智慧，并随着民众智慧在网络上的传播汇聚，最终形成巨大的民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第四，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间的互动。社会公共事件或问题一旦发生，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他们之间常常是相互转载报道的。特别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经常报道、转载一些热门网民的“帖子”，这些“帖子”经传统媒体报道转载后，扩散范围更加广泛，当更多的人对此关注时，其影响力和辐射力就会急剧增加，甚至引起“轰动效应”。

（二）网络问政的种类。

网络问政的类别存在不同的划分标准，但从其诱因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社会事件驱动型。社会事件驱动型的网络问政是指由于某些社会公共事件的爆发，触发网民对该事件的传播热议，引起政府的关注和处理，并主动向社会民众发布事件处理结果的网络问政方式；或是由于政府积极主动应对社会事件的能力、方式以及合理性等方面受到民众的质疑，在网络力量的推动下，民众借助网民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观点，从而引起政府方面回应的网络问政方式。社会事件驱动型的网络问政可能会引起政府与网民或民众之间的激烈互动，如果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处理能够达到合法、合理、合民意，那么网民会在网络虚拟社会对政府的行为大加赞赏，形成网络舆论动力；如果政府不能够化解此类社会事件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对此类社会问题处理的不够恰当，那么就会激起民愤、民怨，甚至会形成网络舆论暴力，终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2．政府行为驱动型。政府行为驱动型的网络问政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为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与质量，针对现实社会管理的具体情况，提出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等草案，并主动地在网络上向社会民众公布，希望广大网民能够与之进行交流沟通、建言献策，以便更好地进行为民服务的网络问政方式。此类网络问政是曲政府积极主动地向社会民众发起的，民众也通过网络平台积极地发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见解，提出政府公布的政策、法规等草案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民众甚至能提出相关的修改方案或意见稿，政府由此可以会聚巨大的网络民智与网络民意，并把这些网络民智与民意反馈到之前的草案中，再对其进行修改、公布于众，经过多次的反复问政，从而形成最终的、具有民意基础的政策与法令。虽然这类网络问政的目的性强，民意基础广，但可能影响政府出台决策、发布命令的效率。

3．民众驱动型或引发型。民众驱动型的网络问政是指民众通过网络虚拟社会，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交流、传播，引发政府对此问题的关注并对此社会问题依法予以妥当处理的网络问政方式。此类网络问政由民众的行为引起，而政府对他们所提问题进行关注与最终解决。当然，民众驱动型的网络问政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问题基本都是与自己的生活环境或工作学习环境密切相关的，也即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为此类网络问政的主体所关注的问题。

4．常规自由对话型。常规自由对话型的网络问政主要是指政府在其官方网站中开辟了各类网络平台，政府与民众随时可以就双方关心的某些问题，进行日常的沟通交流，直至把这些问题都予以解决的网络问政方式。这种类型的网络问政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政府在官方网站上开设了论坛区、交流区等在线问政平台，网民在此平台上提出一些日常的问题或建议，政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予以回复解释，如此反复的交流沟通，最终将问题解决；另一种是政府工作人员在官方网上公布自己的博客、微博及电子邮箱等交流媒介，网民通过此类网络媒介向政府人员提出问题或反映情况，政府人员在线予以回复，双方如此来回反复的信息交流，最终使得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种网络问政类型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这类问政所涉及的议题是非常广泛的，如有关社会治安、教育、城市道路等，民众可以随时随地对政府进行发问，甚至只要是民众所关注的话题，都可以予以提问。其次，这类问政的程序比较简单快捷，政府对民众问题的回复也比较及时，民众的问题也能够得到迅速化解。再次，这类问政比政府通过实地考察调研等方式了解民众的困难所花的成本要低，而且民情反应较真实。最后，这类网络问政的方式也存在不足，如政府人员的服务意识与计算机水平可能会影响问政的效果，某些民众非理性的参与可能会使激起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这种问政方式的发展非常迅速，越来越普遍。

二、我国网络问政的现状

（一）我国网络问政的发展历程

网络问政是伴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发展而逐渐产生的新产物，它也是民主政治现代化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民众的民主政治权利意识不断提升与现代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沟通与互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趋势，网络问政正好能满足这种时代化与常态化的要求。因此，网络问政的发展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民众的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它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网络问政的孕育阶段。网络问政的孕育阶段在1999～2003年，政府开始设立向社会开放的、能与民众沟通的网络平台和对此领域进行管理的相关国家机关，一些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开始与相关网民进行交流沟通，听取民意，部分社会民众也通过网络发出民声、民愿，政府高层也逐渐重视网络的民意，中国网络问政至此进入了一个初生时期。从政府层面来说，1999年由40多个部委启动了“政府上网工程”，随后国家又成立了“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这标志着政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随后大量的政府网站与信息管理机构开始建立，政府也开始大力加强政府信息化的建设，如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开始规划了“三网一库”工程；2002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的文件，对政府信息化建设进行了整体的规划；2003年山东省胶东在线网站开设了“网上民声”的平台，成为国内首个网络问政的平台。社会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意识也在这期间开始形成，如1999年当我国“驻南使馆”被炸后，数百万网民不仅在网上关注了该事件的发展情况，号召国民团结起来，共同声讨美国的暴行，而且还向政府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提出了要求政府对美国采取回击措施。网络问政不仅仅是政府或民众在单方面的表达各自的政策或意愿，而更加注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交流。2002年11月，网名为“我为伊狂”的网友在各大网站论坛上发出了长达1。8万字的帖子，这篇帖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其主要内容是关于深圳的大企业迁移、人才流失、人才引进、行政效率以及投资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此帖一发，立即引发了百万网友的参与、热议，并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时任深圳市主要领导就通过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与该帖的发布者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对话交流。此次政府与网民的对话被媒体，甚至是海外媒体高度称赞，称：“此举开创了中国省市长级别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一位市长因为一篇网文与一个普通网友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对话，畅谈一座城市的今天与未来，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这是一次注定要写入深圳历史的对话”。同样是在2003年，时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论坛”及新华网“发展论坛”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并对网民提出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回答，他也成为首位通过网络公开和民众进行沟通交流的部长。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网络问政还只是个别现象，政府开始逐渐重视网络民意，民众也只是简单地通过网络表达一下意愿，官员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只是处于浅层面的。因此，这时期的网络问政还只是处于孕育阶段。

2．网络问政的发展阶段。2005～2007年是网络问政的发展阶段。这段时期，更多的政府官员开始认识到网络在了解民意、会集民智方面的重要性，于是逐渐通过互联网来寻求为民执政的新途径。由于政府层面开始对网络民意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政府官员的频频接触网络，更加促使网络问政在中国的持续发展。这段时期的典型网络问政事件有：在2005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明确表明：“网民的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表明网络民意的价值；同年12月，中纪委、监察部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与监察部举报中心网址，至此，网络反腐正式出现在反腐渠道之中。在地方，政府官员也在频频接触网络，与网民进行交流沟通。2005年12月，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以“医生哥波子”为名，在新浪网开通了实名博客，他成为当时国内开通实名博客的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2006年3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对话，成为首位与网民直面交流的省委书记；2007年2月，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红网论坛”上向所有“红网”网友拜年；2007年6月，重庆市委、市政府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征集有关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建设的方案，是我国首个省级政府启动网络问政的先河。这个时期，网络问政在各级政府的频频关注与参与下迅速发展。

3．网络问政的成熟阶段。以2008年胡锦涛同志与网民在线交流为起始点，我国网络问政的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网络问政凸显政府与民众之间交流的常态化，民众的部分利益诉求也能在网络问政中予以解决，而且政府开始从制度层面来保障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发展。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有：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并通过视频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一行动表明了国家最高领导层对网络问政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促进了各级政府通过互联网施政于民的步伐，更多的政府官员也开始以各种形式与网民进行交流。因此，有媒体称2008年是中国网络问政的元年。随后，在同年7月，人民网开设了“地方领导留言板”的专栏，为省、市、县各级领导开通了专署留言板，它现已成为网民与领导沟通交流的首选渠道。8月，第一个地市级的“网络问政”平台建立，即惠州网“惠民在线”论坛正式开播。2009年2月，温家宝同志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演播室与海内外网民在线交流，两个小时的在线交流共有近万条的网友提问。就在同年2月，中国公民开始以网民的身份进行参政议政，网民“爱我洛阳”、“老牛”、“大河”、“flush”4人当选为河南省洛阳市人大代表并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同年5月17日，河南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颁布了《关于集中办理人民网网民给省委书记、省长留言工作的通知》，这一通知推进了网络问政制度化保障的进程。2009年7月，为感谢网友“认真”对常州环保工作的监督，常州环保局向其颁发了2000元“网络监督奖”，这使得“网络问政”又有了网络监督的寓意。

4．网络问政的稳步前进阶段。2009年8月3日，全国第一个厅级党政部门“网络发言人”在奥一网问政平台上正式发声--“广东省工商局网络发言人”答复“韶关工商局涉嫌滥用职权”的网帖，从这次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开始，我国网络问政发展进入了稳步前进阶段。在这一阶段，网络问政的发展更趋向成熟、规范，有更多的省份将网络问政纳入常态化、规范化及制度化的管理中，网民的网络问政能力也在逐渐提高，而且网络问政的形式亦日趋多样化，内容也趋向广泛化。特别是2010年1月，时任安徽省省长王三运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曾明确提出了政府“支持鼓励网络问政”，这是网络问政在我国首次被写进省级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政府开始把网络问政逐渐纳入常态化的管理范畴之中。此外，每年2月温家宝总理会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在线与广大网民进行网络交流。网络问政的日趋规范化主要体现为日常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和问政模式的日趋完善，如安徽、山西、河南等12个省区市为把处理网民留言纳入政府常态工作机制中，也陆续通过下发文件对其进行制度保障。人民网“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网络平台推出以来，民众通过网络与领导人交流沟通的问政平台逐步形成完整的中央、省、市、县四级架构，截至2012年8月，累计51位省委书记、省长通过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公开回应网友留言，累计逾百位副省级、地市级领导公开回应地方领导留言板留言。在网络问政的形式方面，微博问政也日益兴起，成为网络问政的又一新形式，许多政府官员先后开通了自己的微博，用以问政于民，它已成为政府与网民互动的重要渠道。社会民众通过网络问政来表达民意，通过网络问政来监督政府也成为一种日常化的参政议政方式，《人民日报》与人民网曾联合进行过一项网上调查，参与调查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其中，有九成网民选择“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会进行网络曝光”。总之，系统的、制度化的网络问政平台已在这个阶段形成，无论是中央政府领导还是基层政府的官员，各级党政领导都对网络问政表现出很高的热忱，主动把网络问政予以制度化，并把利用网络了解民情、会聚民意作为政府工作的一种常态化方式，社会民众也对网络问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通过规范化的网络问政来监督政府、向政府建言献策，网络问政已成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内容。

（二）我国网络问政的困境

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以网络这一全新的交流平台来向政府表达民意、建言献策，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也正利用这相同的交流平台，问情于民，回应民意，广纳民智，与广大网民进行交流互动。网络问政自实施以来，民众与政府更加频繁地进行双向沟通交流，中国民主政治取得了新的发展。但是，网络问政的发展虽然很快，但毕竟还是个新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最终会制约网络问政的发展进程。因此，在网络问政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网络问政所存在的困境与不足。

1．网络问政技术层面的困境。网络问政的产生是以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前提的，它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网络信息技术的保障。当然，网络信息技术出现了问题，也然会影响网络问政效果的发挥。目前网络问政技术层面的困境就在于网络技术方面，主要表现为：第一，网络运行受到“宽带”问题的限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宽带事业发展较为缓慢。在信息时代大浪潮下，我国宽带技术的滞后使得网民的信息交流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更无法实现“移动改变生活”的理念，进而影响了民众网络问政的效率与成效。第二，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使“数字鸿沟”、“数字差距”现象日益严重，导致网络问政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与不普遍性。目前，“数字鸿沟”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区域上的东西部差距和城乡之间网民差距。东西部“数字鸿沟”主要是东部沿海省市的数字化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程度较低。城乡网民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知识水平上与数量上。由于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原因，城市的计算机普及率要高于农村，市民的网络技术水平要大大高于村民的技术水平。由于这种差距的存在，导致网络问政不具有普遍性，网民所发出的声音可能代表不了全社会整体的民意，政府对其所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满足不了全体社会成员的需求。这种不平衡的网络问政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第三，网络黑客等计算机入侵问题引起了网络问政的无序化状态。“在21世纪，计算机入侵问题，在美国国家安全中有可能成为仅次于核武器、生化武器的第三大威胁。”在我国，因计算机“黑客”入侵进而导致网络虚拟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的现象较为常见。

2．网络问政政府层面存在的问题。一般来说，政府在网络问政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只要政府层面不存在问题或把问题处理好，网络问政就能保持一个健康、持续的发展状态，使之真正成为政府和百姓之间双向交流、沟通的问政平台。在实现情况中，虽然政府在网络问政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限制了网络问政的有效发挥：首先，某些政府官员对网络问政还存在一些抵触心理。网络问政在各地的发展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领导的态度，如安徽的网络问政工作取得很好的成效，就是因为当地领导的重视。而网络问政在有些地方没有很好的开展，则很大原因在于当地领导思想上还没有接受网络问政，或虽然认识到其重要性但对其仍存在抵触心理，主观上采取消极、推诿的心理来对待网络问政，对网民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在思想层面上予以高度重视。这些政府官员消极应对网络问政的心理，不仅影响到了网络问政功能的发挥，而且还会造成民意的淤积堵塞，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其次，政府官员的网络执政能力欠缺。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官员必须适应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才能把网络信息社会治理好。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官员的网络执政能力是普遍较低的，其网络素质不高等问题也普遍存在。具体表现为：第一，政府官员通过网络了解民意的能力不高，大部分官员没有上网的意识，即使有上网的习惯也只是上网聊天、进行网络游戏、看一些网络新闻等，根本没有上网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的习惯。第二，政府官员缺乏对网络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能力。当某一网络舆论产生后，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没有及时地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同时缺乏与媒体进行沟通的经验，结果导致网络舆论混乱不堪。个别地方政府为保持自己的形象，甚至向民众公布虚假信息，最终适得其反引起网络舆论的重重谴责。最后，尚未制定完善的网络问政保障制度。没有制度保障的网络问政容易流于形式，很难发挥有效价值。目前，我国网络问政保障制度还不能满足网络问政的有效实施，网络问政制度化建设还有待完善，如网络问政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日常的网络问政还未能转化为基本的制度；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还有不足之处；网络问政的激励、奖惩考核机制一片空白；政府现有的网络问政制度还缺乏统一性，不利于网络问政整体化建设等问题亟待解决。

3．网络问政社会民众层面存在的不足。网络问政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当然离不开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只有民众主动的向政府建言献策、表达诉求，网络问政才有意义。目前我国网民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位，网民的数量与民意的力量已发挥出自身的优势，不断推动着网络问政的发展。当然，我国网民群体也存在一些有待提高的问题，网络问政没有全面展开与网民的这有很大的关系。为了真正发挥网络问政的功效，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