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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义无双（第1页）

徐悲鸿与《八十七神仙卷》

艺术大师徐悲鸿不仅在油画、国画领域有极高的造诣，而且还是一位独具慧眼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人们大多知其为画家，而对他的鉴赏功力和诸多国宝的收藏却知之甚少。

徐悲鸿以毕生心血收藏了许多国宝级古代书画，这首先得力于他的鉴赏功力，其次归功于他的拗脾气，凡他看上的藏品，不“磨”到手是决不肯善罢甘休的。

我父亲学鉴赏时的老师张效彬先生，在鉴赏收藏界名气很大，所收藏的碑帖、古砚、字画精品极多。1949年，徐悲鸿慕名拜访，老人请他观看了珍藏的董其昌自题画像册页。当时徐悲鸿赏玩之后“惊其神妙”而爱不释手。告辞之后，竟一直“辄萦梦寐”。两年之后，他出千金托人求张效彬先生割爱，老人不允。徐悲鸿便拿出“烈女怕缠郎”的拗劲，又等了两年，再让妻子廖静文恳请启功先生与张老商量出让册页。张老本是一个有怪脾气的老人，但这次终被感动，遂将心爱之物让于徐悲鸿。为了一件古画，拗了4年，可见徐悲鸿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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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收藏的国宝精品，其过程大都有一个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尤其是他收藏国宝《八十七神仙卷》，更具有传奇色彩；其得而失又失而复得，以徐悲鸿视为生命般的钟爱之情和坚韧的必得之志尤为感人至深。

七七事变后，徐悲鸿为宣传抗日，走出画斋，先后在长沙、广州、香港等地举办画展。徐悲鸿到香港举办画展时，得到了著名作家许地山先生的帮助。许先生利用自己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地位，把画展安排在香港大学举行，同时邀请徐悲鸿住在自己家中。

正是由于这个机缘，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由此展开，一件价值连城无法计算的国宝得以重见天日。

一天许地山与徐悲鸿闲谈时，忽然想起一件受人托办之事：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德国人临死前遗留了四箱中国古字画，但他的女儿马丁夫人却对中国字画一无所知，于是她找到许地山请代为寻找买主。许地山并非鉴赏专家，但他亦不愿中国古书画流失异域，他凭着自己外行眼光感觉这些字画绝非平庸之作，他一直拖延想寻求办法使这些字画经内行鉴定，最好回归国内。徐悲鸿来到香港是一个绝佳机会，许地山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徐悲鸿，徐也颇感兴趣。

但当时徐悲鸿并不是很坚决，因为办画展事情繁杂，行色匆匆，加上徐可能认为藏主并非专家，所收藏品不一定有价值。

这就要感谢许地山先生了。许地山是一个非常重视祖国文化遗产的人。仅举一例：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在上海买下3000多部元、明版善本书籍，但苦于无处可藏，是许先生利用香港大学图书馆得以将这些珍贵古籍保存下来。这次，许地山又自告奋勇去见马丁夫人，向她介绍徐悲鸿其人。可能是马丁夫人对徐悲鸿一无所知，也许是不太信任，当时并没有应允立即看画鉴定。所以后来许地山又专门邀请马丁夫人去参观正好开幕的徐悲鸿画展，向她介绍徐悲鸿的艺术。这之后，许地山又请自己的妻子与马丁夫人居间牵线联系，终于促使马丁夫人下决心请徐悲鸿来鉴赏和挑选收购自己的书画。

许地山陪同徐悲鸿来到马丁夫人家中，对四箱书画进行鉴定和挑选。当时徐悲鸿是一箱一箱打开、一幅一幅鉴定的，他将有价值的单挑选出来放在一边。前两箱大部分书画在他认为是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在打开第三箱时，他一眼发现了一幅画卷，当他展开画卷后，眼前为之一亮，目眩神摇，连托卷的手都微微颤抖起来。

他起初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但是他控制不住，仍然激动起来，连连对马丁夫人说：“我只要这一幅！”马丁夫人希望他能否再对另外一箱尚未打开的字画进行鉴定，但徐悲鸿已无心再看画了，他手中的这幅画卷已令他神魂颠倒了。这幅画卷为深褐色绢本，以白描手法绘有八十七位仙人，人物栩栩如生，线条衣纹飘逸疏朗，虽无款识，但他凭自己的博学和眼力，断定此画卷非一般人所作，从手法上看必出于唐代名家之手。徐悲鸿立即提出用自己仅有的近万元现金和此次画展中自己的七幅精品来交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徐悲鸿的开价太便宜了。也许是徐悲鸿当时惊喜万分，太急于成交了，马丁夫人有点犹豫不决，她大概是希望全部用现金购画。许地山唯恐失之交臂，他向马丁夫人劝说：这七幅画是徐悲鸿画展中的佳品，是画家的难得之作。马丁夫人终被许先生说服，最终同意了徐悲鸿提出的交换条件。

徐悲鸿欣喜万分，无比快慰。回到许地山宅所，即刻“悲鸿生命”印章一枚钤于画卷之侧，两人共同把盏痛饮，庆贺国宝如愿以偿收归故土。

因此卷有87位人物，徐悲鸿将其命名为《八十七神仙卷》。此卷是当时国内唯一所能见到的唐代人物画卷，徐悲鸿曾将此画卷让好友张大千鉴赏。张大千判定此卷极有可能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粉本，北宋画家武宗元所绘《朝元仙杖图》则是此卷摹本。其他鉴赏家也有同感。徐悲鸿得此珍宝自然欣喜莫名。

当然，徐悲鸿当时在马丁夫人家中看画时过于性急，以笔者之揣测，那么打开的最后一箱古字画中，也许还有精品之作也未可知。就是前两箱中徐悲鸿挑选出的若干幅中意之作，也因资金不足放弃了。这也许是一个遗憾吧。如果没有《八十七神仙卷》的丢失被窃，也许这段收藏佳话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件国宝的丢失及失而复得，更增添了浓郁的传奇色彩。而徐悲鸿因失此画，得了高血压，也最终因此症发作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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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得到《八十七神仙卷》后，视同生命，唯恐失去而须臾不离。1938年他去香港，要将重新装裱并加题跋的画卷交中华书局珂罗版精印，他怕不慎丢失，将画卷存于香港银行保险柜中；但他仍不放心，思来想去，仍然取出随身保管。1940年，他应印度诗哲泰戈尔之邀访问印度讲学，因去新加坡办展为抗日募捐，他唯恐画丢失，将画存于泰戈尔之手。

按徐悲鸿以往的做法，他连银行保险柜都不相信，怎肯将画托之于私人保管？也许是他被泰戈尔的人格所感动，但恰恰是这种阴错阳差，使此画卷未失于新加坡。徐悲鸿新加坡画展的40幅油画精品，因行程仓促，未及时带走而全部毁失。

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在国内外奔走呼号抗日，几次往返于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国内也多次迁徙，如他去印度时取道广州，正逢广州陷落，致使他在江西漂泊一个多月才转道香港。无论他怎样颠沛流离，几年来除了短暂将画卷存于泰戈尔之手外，他都是携带于身，未曾有丝毫破损。

但在徐悲鸿在昆明筹办画展之际，这幅得来不易的珍宝终于不翼而飞了。他当时住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日军飞机常来空袭，徐悲鸿为躲空袭到防空洞，等空袭警报解除，他发现自己的住所已被撬开，《八十七神仙卷》连同自己的30多幅作品均被窃走。

徐悲鸿如同五雷轰顶，魂魄皆失。虽经报告警方，但终未有线索而无法破案。他寝食不安，大病一场，血压升高，并由此种下高血压的顽症，而且最终以此症导致猝死。他神思昏沉，认为此画卷再不会复得，因此写下一首七绝自责忏悔：“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相如能任连城璧，愧此须眉负此身。”

此窃案后来一直未曾破获，当然也绝非一般窃盗所为，因当时徐悲鸿声名大噪，一般人都知道他画的价值。所以肯定是为画而来，但值得庆幸的是窃贼并不知《八十七神仙卷》的价值，估计可能是顺手一起窃走，否则就不会有后来此画卷的失而复得了。

1944年，徐悲鸿迁到重庆。他的一位女学生在成都某人家中，竟然发现了《八十七神仙卷》。因为这位学生在徐悲鸿教课时临摹过画卷，也知道此画卷后来丢失，因而特此写信告之。徐悲鸿获此信息喜极而狂，原本想立即到成都索画，但他又怕吓坏画的持有者，因为徐悲鸿是大名人，如果画的持有者万一就是窃贼，很可能会惧怕被捕而将证据毁掉。

徐悲鸿尽管焦灼，但还是深思熟虑决定私了，而且不亲自出面。他委托了一位在新加坡办画展时结识的朋友，请他帮忙将此画花钱买回。这位朋友先后从徐悲鸿手中取走了20多万元现金和十多幅徐悲鸿的作品，终将画卷完整取回。画卷上原有徐悲鸿装裱的题跋及“悲鸿生命”印章，均已被割去，但所幸画卷未有丝毫损伤。

国宝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最终化险为夷；且不说丢画时愁肠百结，失魂落魄，就是委托朋友取画时等待之心情，也非寻常笔墨所能形容。他手捧画卷，感慨万千，不禁又赋诗一绝：“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葑菲味，换到金丹凡骨安。”

不过，这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位朋友其实并未将20多万元和十多幅精品去赎画，而是统统据为己有，知情人很是愤慨，劝徐悲鸿去找其理论。但徐悲鸿却拒绝了，他认为国宝收回已足矣，其他钱、画都是过眼云烟。

徐悲鸿是聪明的，他没有兴师动众而是暗箱操作，避免画毁之险。

那么这张画究竟被谁窃走？成都画持有者究竟是何许人？徐悲鸿的那位朋友是通过何种办法一文不花将画取回？画的题跋及印章为何被裁掉？如果为了保真存留徐悲鸿的题跋不是更能卖大价钱吗？可惜这一切至今仍不为人所知。发现此画的女学生应该说为国宝回归立下大功。她叫卢荫寰，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但是，她也不认识画的持有者，她是随丈夫的朋友去此人寓所的。如果她未见到此画卷，失此机缘，可能此卷就不会重见天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