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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说话（第3页）

第三本书是《青鸟故事集》，它是散文、评论，是考据和思辨，也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除了文本独特以外，它是我2017年读到的第一部拿起来就不想放下的书。

文学就是我的心灵家园

——评论家王波与作家王子君关于文学的对话【编者的话：评论家王波于2021年8月18日在《新华书目报》“对话”栏目和王子君进行了一场文学意义上的对话。原篇名“纪实文学需史家之泰山，无韵之离骚”。对话以王子君长篇纪实文学《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书为切入点，就纪实文学创作、文学写作地理、家乡对作家的影响及散文创作等涉及文学艺术的话题进行了深度而广泛的探讨。作家的思想，就是他作品里人物的思想，人物的思想就是作家的魂灵。从对话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王子君的创作风格——她所遵循的是鲁迅先生关于作文的“秘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王波：请结合您的长篇纪实文学《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书谈谈您心目中的纪实文学。

王子君：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应该既有充足的历史信息，又有动人的文化情怀，还要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这样才能震撼人心，深入人心。

纪实文学，顾名思义，是指记录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纪实性，二是文学性。纪实性表明，这种文体的核心是真实，这需要创作者亲历或采访，以及对现有历史相关文献有深刻理解。这种理解，并非仅仅是熟悉作品所涉及的历史片段，更重要的是，要对更广阔的历史面貌和更深层的历史逻辑有着清晰的把握。

文学性则代表它需要具有文学作品的要素。纪实作品不是肤浅的、通俗化了的历史资料，不是揭秘式、猎奇式的文字呈现，而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性创作。创作者需要对自己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个性化、艺术化的展示，通过文学的表现形式，将史料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

2009年，黄健中导演邀请我创作《老子传奇》时，我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握历史剧的创作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想这个原则非常适用于纪实文学创作。这也是我在创作长篇纪实文学《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书中的深切体会。

首先，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尊重历史事实，不虚构重大事件。

黄克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物。有诗云：“党内夸刚正，人推黄克诚。”写他，不仅要写他的事迹，更要写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而他个人经历背后的故事，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是中央纪委恢复成立时期的历史，是他所处的时代。在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上，必须准确翔实，是来不得半点文学虚构的。正是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我在那些有黄老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反复核查史料，准确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着重展现他敢讲真话、有独立思考精神、有大局意识、有担当情怀的一面，而在一些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上，则着力进行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将自己作为一名小说家、散文家、编剧创作小说、散文、剧本的经验融入创作中，细节描写、悬疑设置、人物对白、场景呈现等方法水乳交融，带给人们真实的艺术体验，极大地丰富了这部纪实作品的文学性。全书既保持对历史人物真实经历的原貌，又在具体的细节上加以生动的描绘；既有对历史大背景的客观叙述，又有对个人坦荡性格的传神刻画，被评论称为是一部集史料性与文学性、严肃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纪实文学作品。

其次，对所选题材从情感上高度认同，有强烈的创作欲望。

情感真实饱满的作品才能真正感染人，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创作纪实文学，对于资料文献的掌握，对事件内容都会烂熟于心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情感认同。只有情感认同，人物才能在你的心里、你的脑子里活起来，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

我是完全被黄克诚这个人物吸引、震撼，情感上受到极大冲击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后，才决定写这部纪实文学的。

大约是2013年盛夏时节，我受邀担纲电视剧《一代楷模黄克诚》的编剧，参与到前期的研究工作中，结识了《黄克诚传》编委会的同志们，他们表现出的对黄克诚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我。经过一次次走访、采访、查阅资料等漫长的资料收集，我掌握了海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过程中对黄老波澜壮阔的人生产生了景仰之情，发自肺腑地愿意为他的精神鼓与呼。

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

剧本完成以后，我意犹未尽，又完成了近80万字的《黄克诚在新中国》纪实文学，和一个上下两集的纪录片《开国大将·黄克诚》的脚本。

2017年，人民出版社向我约稿撰写《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当时，中央纪委即将迎来恢复成立40周年，这个题材的选取是非常有前瞻性的。由于要独立成书，又是重大题材，我仍然是花费了很长时间用于采访、选材和撰写。本着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出了黄克诚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三是，把握好纪实与文学的融汇力道，深入挖掘和还原出历史的细节。

历史远去，有些细节深嵌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需要创作者细心地拨动、厘清，放出原本的光来。

纪实是“实”，文学是“虚”，之间的度必须统筹考虑。

真实是纪实的核心生命，要产生出“纪实即史”的效果，容不得半点虚构，但又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积和剪辑；虚构是纪实文学的柴火，可以增加情感的热度，但不是小说般的虚构，可以任由编造。

文学手法在纪实文学中的运用，目的是使事件和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这里的“虚”也要首先实有其事，在事件真实的前提下，然后才是虚构想象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要使当时的形势、历史的场景、当事人的心理特征等，都基本符合在场人物的身份和观点认同，这样才能不仅不影响其可信性，反而有让人身临其境之感——很真实，很自然，很生动感人。举一个例子，有资料说，出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一职，黄克诚最初是不同意的。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一次一次采访黄克诚家属和当年参与《黄克诚传》编辑采访的前辈……渐渐地，其间的细节被还原出来，就有了相关的章节，更深层地展现出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人生的光辉和为国家燃尽自己生命的伟大情怀。同时，在事件的链接、史料的取舍、人物的关系上我也下足了功夫，又通过文学性的描写，将客观真实上升为艺术的真实，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感染力以及厚重的质感。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散文家任启亮评论说，致力于细节描写，“王子君在《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中，写出了全党公认的、人们熟悉的‘这一个’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黄克诚，也为中国文学历史人物形象长廊增添了一个耀眼的人物形象”。总参办公厅原编研室主任，《黄克诚传》编写组副组长李柱江在题为《彰显历史的厚重感》的评论中也称：“作者塑造出的正是这样一个全党公认的、人民认可的黄克诚。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历史的长河里，时间越久，越立得住。”著名作家、评论家邱振刚则认为，《黄克诚在中央纪委》一书“用极具情感沉淀的文字引导读者回望历史，读懂历史”。

最后，创作者要有一种使命感与担当精神，敢于展示人物的思想脉络。

毫不夸张地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有了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使命感。我认为黄老是个值得大写特写的人，值得永世铭记。

像黄老这样的历史人物，历史已经对他做出了评价，怎么来体现他的思想脉络？一般来说，人物定格了，创作者很容易陷入一味歌颂式的创作，或过分强调和粉饰，给人物人为地拔高，从而形成一种脸谱化的人物形象。脸谱化是创作的大忌。

脸谱化对人物只会起到矮化的作用，失去人物应有的高度。要突破脸谱化创作，就必须对自己所写题材有一种使命担当，在矛盾冲突处绝不能缩手缩脚，要勇于立体化，多角度、多方面地塑造人物。塑造人物是为了表达思想。思想表达到位，题材、内容、境界才能抵达完美。创作《黄克诚在中央纪委》时，我塑造人物不是简单叙事，而是深入挖掘人物的思想脉络，挖掘人物的“魂”。因为思想脉络清晰，有了“魂”，呈现出来的黄克诚就是一个伟人，更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大写的“人”。如众所周知，黄老因在庐山会议坚持说真话被打倒，蒙冤20年，复出后又双目失明。面对当时社会上一度出现的丑化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按照常人的思维，他即使不记恨毛泽东、不幸灾乐祸，也绝不会再担风险为毛泽东说话。但他却焦虑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反反复复从国家命运着想，最终挺身而出，发表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历史性讲话。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黄老展现出一名共产党人特有的信仰、信念、风骨、风范。他的这番讲话也完全符合他一以贯之的敢讲真话、坚持真理、不人云亦云的思想品格，这是高尚人性的自然展示。

王波：面对一部分作家纪实文学写作的假、大、空、肿，作为一位作家您觉得从文学、历史的角度怎么样才能秉笔直书地抒写历史？

王子君：李泽厚说，当代作家有点浮躁，急于成功，少有面壁十年、潜心构制、“不问风雨如何，只管耕耘不息”的精神和气概。他“希望我们的作家气魄能更大一些，不必太着眼于发表，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迁就一时的政策，不要迁就各种气候”。

之所以出现纪实文学创作的假、大、空、肿这种现象，就是因为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心理作祟。有些作家为了名利，扭曲自己的才能甚至人格去适应社会，结果在创作上丧失了作家特有的感受事物新鲜性、独特性的能力，写出来的作品枯燥无味；有些作家则把纪实文学当成是现有资料的拼凑与剪辑，采访敷衍了事，不愿意深挖隐藏在资料中的血肉般珍贵的细节，思想表达肤浅混乱，结果让本应闪光的事物体现不出应具的文学价值，更成不了经典。假、大、空、肿的创作风气一旦蔓延开来，真正的纪实文学将越来越萎缩。

要维护纪实文学的严肃性，我个人认为，创作者必须具有秉笔直书历史的勇气，绝对不能有半点投机取巧的思想。要沉下心来，要耐得住寂寞，要有顽强的钻研精神，更要一种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气魄，不瞻前顾后地投入创作，在创作的自由和现实的约束之间，在历史的锋芒和题材的限制之间，在历史的赐予中找到最有力的表达方式，把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事件、人物真实的思想和情操完全呈现给读者。

一个人的文字风格就是他灵魂的样子，是他的主人公思想的表达。创作者是否真诚、客观公正，是否有历史担当的勇气，他的文字会告诉读者。只有放下个人私念，客观公正地秉笔直书，你所完成的作品才能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良知，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王波：说说您的文学创作成长经历及家乡对您的影响。

王子君：可以说，我以前是个家乡观念不强的人。我对于家乡的情感是既浓又淡，既远又近。少时，家乡似乎是对自己梦想、理想的一种束缚。那时对家乡的情感是模糊的，唯一清晰的就是要远走高飞才好。所以在师范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分配到外地工作的机会，之后，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到更远离家乡的地方。从异乡到异乡，再到另一个异乡。出门在外，对家乡也没有太多的眷恋。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漂泊的足迹越来越远，家乡反而日益清晰起来。家乡有我的亲人、我的亲情、我儿时的伙伴，儿时爬过的美好的山和飘带般绕城而过的清悠悠的夫夷江。我的文学梦就是在儿时的家乡萌芽的。于是，又时时回望家乡。在家乡遭受水灾的时候，我为家乡捐款；做媒体时，尽力关注来自家乡的作者；在自己的创作有了一定成绩后，抓住机会推荐写家乡的作品或家乡的作者；家乡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地时，我创作以家乡地理为背景的小说，从文化的意义上参与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