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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任重道远（第2页）

1971年1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智取威虎山》；4月至12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两团全年在银川、石嘴山及内蒙古各地共演出190余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80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110场。孙秋田、王宪周、张元奎复出，孙秋田调任宁夏文教局副局长，张元奎调任宁夏秦剧团团长。

1972年，宁夏京剧团和石嘴山市京剧团汇集银川，在一起排演《沙家浜》《平原作战》《杜鹃山》三出现代戏。当年，两团还分别演出《奇袭白虎团》（1—2月）、《红灯记》（7月）、《龙江颂》（12月），全年在银川以及山西、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共演出215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95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120场。

1973年1—5月，宁夏京剧团演出现代京剧折子戏专场；6月14日，演出现代京剧《团结颂》；10月1日，演出现代京剧《杜鹃山》；10月21日—11月5日，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现代京剧《边塞晨曦》。

全年两团在银川、石嘴山，以及甘肃、内蒙古等地共演出320余场。

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180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40余场。

1974年，在宁夏文教局的支持下，宁夏京剧团与石嘴山市京剧团又合并工作8个月。那几个月里，大家都在大屋子里挤着睡通铺，虽然条件艰苦，但样板戏演得一点也不马虎。2—3月演出《杜鹃山》；4—5月，宁夏京剧团、石嘴山市京剧团联合演出《杜鹃山》《龙江颂》《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

7月15日报讯：“全区1974年群众文艺调演，历时24天，于7月13日胜利结束，调演期间演出62场，观众达7万多人次。”

9—12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杜鹃山》。

两团全年在银川市及区内各市县、各驻军单位等共演出200余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90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60余场，七一级学员队演出50余场。

1975年2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杜鹃山》；5月，宁夏京剧团演出样板戏折子戏《龙江颂》，石嘴山市京剧团在石嘴山演出《平原作战》；6月3日，宁夏京剧团与宁夏“五·七”艺术训练班合演现代京剧《赛驼以后》；8月21日，宁夏京剧团演出现代京剧《扁担歌》《赛驼以后》；11月6日，宁夏赴京京剧演出队参加全国文艺调演部分节目汇报演出，演出《赛驼以后》。

两团全年在银川、石嘴山二市，以及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地共演出350余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150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200余场。

1976年1月2日报讯：“区文教局委托固原地区文教局举办山区七县业余文艺宣传队学习班（1975年11月19日—12月27日），历时39天。

参加单位：盐池、同心、海原、西吉、泾源、隆德和固原。人员170多名，学习班开设编剧、导演、作曲、声乐、器乐、舞蹈、秦腔改革等十多门课程。”

1月，宁夏京剧团演出现代京剧《磐石湾》；5月，演出《审椅子》、《磐石湾》；8月，宁夏京剧团与文工团联合演出《查线》，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炮声隆》；10月，演出样板戏折子戏；11月17日，宁夏京剧团与文工团、秦剧团、银川市文工团联合演出；12月26日，宁夏京剧团与秦剧团联合演出京剧联唱；12月31日，宁夏京剧团演出向贵阳市京剧团学习的剧目《苗岭风雷》。

两团全年在银川、石嘴山及周边各省部分地区共演出390余场。其中，宁夏京剧团演出200余场，石嘴山市京剧团演出190余场。

从以上数据和记载可以看出，即便在文艺百花凋零的“文革”期间，宁夏的两个京剧团照样完成大量演出任务，总场次近3000场。

革命样板戏的流行年代，虽然造成戏剧内容的单一化、戏剧格式的固定化、人物塑造的模式化，但也给当时匮乏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促进了普通百姓对芭蕾舞剧的认知和京剧的大普及、大繁荣。

二、承上启下

1966年，六○级学员临近毕业时，宁夏戏曲训练班被迫停课，两年后（1968年）六○级学员才正式分配。张丽云、方丽莉、张立庚、秦刚、王加铭、肖云虹、王小微、刘复元、马金锁、张露梅、殷茵、李新云、谭蓉增、王海龙、李新安、李鉴、李鸣、马金凯、王海根、梁海生等20名学员被分配到石嘴山市京剧团，其余人员一律分配到宁夏京剧团。

这一时期，正逢全国上下大演“革命样板戏”，宁夏京剧团紧跟形势，先后排演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磐石湾》《平原作战》等现代戏，后来演得较多的是《杜鹃山》。以梁加禾、李业德、谷春才、马淑贤、王志怡、柴真莉、李少奎、李鸣盛、殷元和等为主演，剧中其他角色基本上都由五八、六○两级学员担当。

宁夏京剧团还自创、排演了一批现代戏剧目，如《团结颂》《燕庄号角》《边塞晨曦》（由二团自创）、《赛驼以后》《扁担歌》等，五八、六○级学员均在其中担任各种角色。宁夏京剧团还向贵州京剧团学演了现代戏《苗岭风雷》，五八、六○级学员也都参加了演出。实际上，到这一时期，五八、六○两级学员已成为本团的骨干力量。

1968年底，为了排演现代戏，宁夏京剧团需要组建一支管弦乐队，于是分别从沈阳音乐学院和西安音乐学院招收了一批毕业生，充实乐队力量，包括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诺影、稽永福（大管）、艾桂兰（大提琴）、盛喜郁（钢琴）、王振杰（二胡）、姜国权（笛子）、刘维珊（古筝）、李欣光（中提琴）、遇景正（中提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的尤良（琵琶）、李双彦（二胡）。从宁夏歌舞团调入戴羽（小提琴）、于博泉（三弦），并吸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于振明（小号）、朱明（圆号）、张志勇（黑管）、刘忠仁（小号）、郝宪伦（大提琴）、江崇志（小提琴）、周永瑞（大提琴）、张小平（长笛）、陈苏苏（小提琴）、王国光（小提琴）、焦明镐（小提琴）等。

1970年8月，当时的宁夏京剧团负责人李永华与宁夏文教局有关同志专程到北京招收一批北京戏曲学校毕业生，使京剧团又增加了一支年轻的生力军。他们是从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分配到团里的20名演员和乐队成员：演员路亚辉（花旦）、周文龙（武净）、田仁强（小生）、张铁珊（武生）、李彭珍（武旦）、姚桂荣（青衣）、李正平（老生，李盛藻之子）、叶金森（武丑，叶龙章之子）、华来（文丑）、商廷民（老生）、赵笙（花脸）、孙四敏（老旦）、郭振洪（武净）、董宝和（老生）；乐队人员：李守君（月琴、胡琴）、朱思敬（二胡）、任宝金（小锣）、张铁军（司鼓）、毛翠茹（二胡）、赵新国（司鼓）。包括该校京剧科五九级、六○级、六一级三级的毕业生和音乐科六三、六五两级毕业生。音乐科毕业生到团后分配到乐队担任演奏员。他们属于二次分配，当时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各京剧院团的需要，按照国家统一分配原则，通过正常渠道来到宁夏，充实宁夏京剧团的力量，支援边疆建设。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六○级毕业后，当年即被正式分配到北京市各县、区，带工资劳动锻炼两年。两年后，这批学生本来可以留在他们劳动锻炼所在的县、区，但1970年根据当时全国各地京剧院团的需要，北京市委又将这批同学召回北京，重新分配。

曾任党支部书记的华来回忆，他所在的京剧科六○级全班60人经重新统一分配后，分散到全国各院团，包括北京京剧团、广州市京剧团、河南省京剧团、内蒙古京剧团、山西京剧团以及广州军区等部队院团。除华来以外，六○级分到宁夏的还有李彭珍、姚桂荣、李正亭、叶金森、商廷民、赵笙等，五九级有周文龙、路亚辉、田仁强、张铁珊4人，六一级有孙四敏、郭振洪、董宝和3人（直接分配到宁夏）。音乐科六一级有李守君、朱思敬、任宝金3人；六五级有张铁军、毛翠茹、赵新国3人。20人全部服从分配到位。

华来说，刚来宁夏时，他们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宁夏京剧团领导派车从银川火车站把他们直接接到了银川红旗剧院。那天，全团正在这里彩排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这样的安排既算报到，也有让这些年轻同志尽快熟悉情况、了解本团阵容的用意。华来说，早在1964年，当他还是北京戏校的一名四年级学生时，就知道宁夏京剧团是一个全国著名的以武戏见长的京剧院团。当年全国京剧会演赴京演出时，宁夏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这出戏就是在北京戏校的大练功棚里排练的，演出则是在北京舞蹈学校的剧场里。当时，戏校全校师生被拉到舞蹈学校，观摩宁夏京剧团的演出。从武戏开打到演员们的高超技艺，都给华来留下极深的印象，包括俞鉴老师扮演的志愿军战士——一个女武生在台上连翻带打，十分精彩，把学生们都给镇住了。华来也知道宁夏京剧团有李鸣盛、李丽芳等著名艺术家，更知道这个团的前身就是闻名遐迩的“老四团”。可以说，从那时起，他们就对宁夏京剧团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宁夏京剧团，他们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由于是科班出身，他们的到来为宁夏京剧团输入了新鲜血液，加强了专业力量。领导对他们十分重视，让他们从一般的群众角色开始，将他们逐步培养成为能够独当一面、挑起大梁的顶梁柱。

因为大演样板戏的需要，1970年底至1971年初，全国各地部队都在招收具有文艺特长的青年参军入伍。宁夏京剧团一批青年演员成为幸运者。

金林、张军、张汉生、孙四敏、刘益珍、郭月屏、白力光、刘小珍等参军入伍，分别到了兰州军区、宁夏军区及驻陕西、甘肃的部队。他们在另外的阵地，为普及宣传京剧艺术贡献青春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