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完车费,我们已经没多少钱了。
可我们还是要跑,也不知道该跑到哪里去。
下了车,我们不敢走大路,不敢进城市,不敢面对红绿灯上的摄像头。
我们三个大男人,就像六十年代的拾荒者一样,沿着一望无际的麦子地,朝着南方,不停地走。
当时的我们,风餐露宿,胆战心惊;不管是遇见种地的农夫,还是游走的乞丐,我们都吓得不行,生怕被认出来。
大概走到第十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那时,麦子快熟了,金黄金黄的。
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我们靠在麦田旁边的水沟里,胡子拉渣,浑身上下,脏的不成样子。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被全国通缉了!杨东林不但查了我们的账,还在其中,动了很多手脚。
这是宿舍长告诉我的,他说那些罪名,足够判二三十年。
我伸手,拽起一根麦穗,放在手里搓了搓。
他们俩也跟我学,把嫩绿色的麦粒搓出来,放到嘴里嚼。
记得小时候,没钱买泡泡糖吃,我妈就告诉我,说麦子也是泡泡糖。
我当时不信,哭喊着想要钱,去商店买糖吃。
她就给我搓了一把麦粒,按在我嘴里。
“小宇,使劲嚼,嚼碎了,就能吹泡泡了。”母亲笑着,那时她还很年轻。
我嚼着麦子,泪眼朦胧地望着天空;时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我们。
母亲日渐苍老,再也发不出,那如铜铃般的笑声了。
而曾经的那个小孩,如今也长大了。
他通过努力,走出了大山,上了大学;这本应该,是好事,他有出息了,能孝敬父母了。
可是他却成了通缉犯;华夏大地,再也没了他的容身之所。
他的爱人,他的父母,他的朋友,全被他连累的遍体鳞伤。
我抓起一块土坷垃,狠狠扔向远方。
想说什么,骂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那是对现实的无力,对一切事情的无可奈何。
情圣躺在地上,嚼着麦子,吹着泡泡,流着眼泪。
我知道,他在思念李楠,奶奶,还有那未出生的孩子。
宿舍长翻了个身,靠在我旁边说,“别气了,生气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我说我不是气,是内疚,痛心!都是我害了你们,弄得你们跟我一起受罪。
“屁!”宿舍长瞪着眼,狠狠抓了一把毛毛草,往我脸上一扔,“是兄弟,就少给我说这些屁话!”
情圣也咬牙说,“对!王宇,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要坚信有一天,我们能杀回去,弄死杨东林那个狗日的!”
我抓着蓬乱的头发,低声哀嚎着,他们的理解和宽容,更让我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