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哇哦!太好啦,咱们一家三口都要去广州啦!”小地精高兴地跑回崔家,迅速的收了四套换洗衣物,当然,棉衣是不用带的,因为那边冬天基本不会下雪。
只留下酸溜溜的哪儿也没去过的顾老太,兀自叹气。
荷兰豆的花期短得让人猝不及防,眼看着上午才把小白花戴上,晚上花瓣就干枯结出一段青涩的豆荚,要不是亲眼所见,农人们哪里敢信?
要照这速度下去,那岂不是三五天豆荚就能摘了?
年轻人们不知道,以为是品种问题,怪道外国豌豆就跟外国人一样,长得快,牛高马大,还早熟。
然而,侍弄庄稼多年的老人们,却觉着再新颖再高科技的品种也绝对不至于这么快,估摸着还是地震的关系。菩萨娘娘在牛屎沟地盘上洒了甘露,这才人杰地灵,万物生长迅速。
自从结豆荚后,大队开始忙得不像话了,家家户户必须出人看守豌豆地,男女老幼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值班,绝对不能让虫害或者人为因素破坏他们胜利的果实。
崔建国带着几个农民兄弟上市区找销路,首先奔赴最高档的阳城宾馆,对方尝了两个早熟的豆荚,听说是省城最大的石兰宾馆招待省委领导才用的外国菜,顿时二话不说,先订十斤。
刚上市,能卖到一块八一斤。
瞬间就是十八块进账。
队里商量好的,只要这茬豌豆卖完就要提前分红,在“马上就能见到钱”的巨大动力下,所有人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跑销路就像卖自家的东西一般,兵分多路往市区几个政府食堂,宾馆食堂,国营菜市场跑。
甚至,有的社员脑子活,还跑到邻近几个市去,大家都没吃过,拿不准情况的时候每家只订几斤,可饶是如此,零零总总加起来也跑出去二三百斤销量。
销路找到,田里的豆荚一天一个样,这头刚长到一根手指头长,豆荚还是软嫩的,顾学章去看了一眼,让大家快摘吧。
这豆荚吃的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养老了重量增加不了多少,口感却大不如前。
得不偿失。
现在大家对他的话可谓言听计从,全队所有巧手女人纷纷出马,拿着剪刀,见一个剪一个。这头刚剪出来,那头自有人开着借来的拖拉机送上各大宾馆。
当然,反响相当不错,这样的好东西谁不爱呢?一斤能炒五六盘,再零星搭几个肉丝儿肉丁啥的,每盘就能卖几角钱,饭店也是乐得嘴都歪了。
留在城里的社员,挨家宾馆的问,味道咋样,还要不要继续订货。收集好一批“订单”后,立马骑着自行车飞奔回村,女人们又摘一茬。
所有豌豆都是一面开花一面结果,荷兰豆也不例外。下头的果刚摘完,上头的花又转变成果了,一旦开动采摘,就不可能再停下来。
社员们生平第一次意识到,钱离他们如此之近!
整个生产队成了一个缩小版的国家机器,所有成员分工协作,有机的环环相扣的运转起来,缺了哪一环,如果没有备用零件补上,坏的就是大事!
这种时候,崔家人谁能去送春苗呢?
崔家对顾学章请假送春苗去上学非常感激,简直是雪中送炭!崔建国第二天抽摘完荷兰豆的时候,亲自上顾家门,把春苗第一个学期一百块的生活费交给他,请他代为保管。
刘惠这女人虽然不着调,但知道腼腆的大闺女要出远门了,倒是熬了几夜,非常大方的用玻璃瓶给她装了好几瓶特产,有油炸腊肉,萝卜干,腐乳,罐头……那漂亮的新皮箱基本就让瓶瓶罐罐们塞满了,没办法再放下被褥。
“放不下就不带了,咱们去广州买。”黄柔建议说,其他两姐妹也这么干,甚至把肥皂月经带这些哪儿都能买到的东西全剔出来,只留几样必须品。
瞬间,三个皮箱轻了三分之二。
一视同仁的,顾学章又每人给她们一百块大红包,就当是买东西的。
这可把崔家人吓坏了,慌得手足无措,谁也不敢要。这可是她们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啊,而且是足够过得异常潇洒的生活费!说难听的,李宝柱一个学期还没她们三分之一嘞,这可不是小数目。
然而,不等她们塞回来,顾学章就大踏步回家提自个儿的行李去了。
他们买的是晚上九点半的火车票,大河口虽然只是一个公社,可它有火车经过,一行四人吃过晚饭,八点多开始提着箱子来到火车站。
当一个巨大的冒着黑烟的军绿色车头“呜呜”叫着驶进大河口站时,等候的人们兴奋地冲上去,列车员操着明显外省口音的蹩脚普通话,大喊着让排队,让老人和孩子先上车。
春苗和幺妹走在最前面,黄柔和顾学章在她们身后,迅速的挤上火车,照着车票找位子。
幺妹虽然去过几次省城,可她还没坐过火车呢。因为是中途小站,买到的票不是普通的客运车厢,而是紧紧与车头相连的大篷车。靠车厢左右两侧有两排长长的生锈的铁条凳,坐满了天南海北的旅客,中间没有客车厢里常见的小茶桌,而是摆满了各色各样的箩筐背篓胀鼓鼓的大口袋。
甚至,他们都找不着座位号,只能大致估摸着,看没人的地方坐下去。
幺妹的眼睛很毒,她看出来,这里头大部分都是倒爷,因为他们睡觉时的小心,对自个儿身上一切物件的警觉,跟罗德胜伯伯形容得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