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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章（第1页）

本政府设置和运营了慰安所的行为，但他们拒绝道歉，只是鸡贼地建立了一个「亚洲妇女基金」，企图以民间慰问金的形式向战争中受到伤害的「慰安妇」予以补偿。

不过，万爱花等受害人拒绝接受这种方式的「慰问」，而要求日本政府的正式谢罪。

国际社会一直在谴责，但没能促成实质性的举措。

1996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通过了特别报告，指出日本政府应对遭受日本军队性暴力的受害人予以赔偿，正式谢罪，并纠正错误的历史教育。

1998年4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再次提出「国家对女性暴力犯罪的报告书」，在明确了日本加害责任的前提下，呼吁日本应切实承担对受害人给予赔偿的法律责任，并批评了日本设立「国民基金」而回避政府谢罪的做法。

2000年，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举行，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主要目的，是受理日军在亚洲各国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各类起诉，依照战时国际法，检验日本性奴隶制度是否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万爱花等慰安妇受害者出庭作证。

2001年12月，荷兰海牙举行终审判决，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判决认定，日本在二战中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大量妇女充当日军的随军「慰安妇」的事实，裁定已故的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军国主义政府犯有反人道主义罪。

判决最后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真诚地向受害者作出道歉和赔偿，请求受害者的原谅，并保证今后不再犯。

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模拟法庭，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判决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是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良知和道德。

如今，海牙判决已经过去了20年，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就慰安妇问题向世界和受害者进行谢罪和赔偿，我们就不能停止记录和记忆，这是为了记住我们逝去的同胞姐妹，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同胞姐妹不再遭遇这样的待遇。

9、

2005年，上海慰安妇受害者朱巧妹病逝，终年95岁。

死之前，她说，「我现在坚决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不过我老了，已经老了，没有力气了……」

还记得前文提到的阿英幺？她便是南京唯一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慰安妇的受害者雷桂英。

出于中国传统的贞操观念和种种现实原因，一直没有南京慰安妇出来指控日本军人的暴行，直到2006年4月，雷桂英受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到南京指认慰安所遗址的行动鼓舞，决定向报章公开指证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

她向历史学者提供证词，还捐出当日慰安所发给慰安妇作消毒下体用的一瓶高锰酸钾消毒粉末作为物证，也明确指出了当年南京其中2座慰安所的确实地址。

1943年冬天的一个凌晨，趁人还在熟睡的时候，雷桂英悄悄地从慰安所的后门逃了出来。

从慰安所逃出时，她将慰安所里消毒身子用的药带出，放在家中，一直没有使用过。这就是她捐献的高锰酸钾，今存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资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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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桂英带出的高锰酸钾

2007年4月，在公开日本人在南京暴行一年后，雷桂英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79岁。

雷桂英的去世也意味着南京唯一的慰安妇「活证人」的消逝。

获知雷桂英去世的消息，当年被日本人编号为「1号」的江苏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周粉英老人决定公开自己的遭遇。

周粉英老人已双目失明，她的儿子帮助她联系了历史学者讲述真相，「日本右翼想掩盖历史真相，他们是永远做不到的！这个罪行他们不得不承认！雷妈妈虽然走了，还有我们接着她的意愿来做！」

2008年的7月，周粉英老人在自己的屋里，默默地走完了她艰辛的一生。

慰安妇受害者们，终究抵不过时间的消逝。

2013年9月4日凌晨0时45分左右，万爱花老人含恨在山西太原住处离世，结束了悲苦惨痛的一生，享年84岁。

2017年8月，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离世……她们是最终没有等来任何赔偿，也没有哪怕一句道歉。

是的，至今没有人为她们的苦难道歉。那些参与伤害她们的人，甚至不觉得自己有错。

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这一邪恶制度的开端。

首次征召妓女并组织「慰安妇团」到战地为日军做专门服务的，是侵华日军罪魁冈村宁次。

1932年日军制造上海「1·28事变」期间，当时担任日「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为鼓舞日军士气与防止日军士兵强奸事件发生，在日本当局的支持下，与日本关西地区长崎县官府合作，征召日本妇女，组织「慰安妇团」来上海为参战的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

于是「慰安妇」作为特定的名词与特定的制度出现了。

随后的事情，我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