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俗语有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世道变革,没有一次能成。
永嘉之乱的祸首汉赵刘氏,本身便是汉化年久的屠各贵族,刘渊个人文化素质在于中朝世族名流的交往中都能不落下风。而羯赵的石勒,起事不久便创设君子营,更大用张宾等一批才力之选。
之后的前燕慕容氏,更是汉化的急先锋,偏处辽东一隅之际便招揽了大批的北逃士人。氐羌的前秦、后秦,其统治团体更是在内迁石赵这段时期完成了对于制度的初步认识。
北魏拓跋氏那就更不必说了,简直就是五胡之中汉化改革集大成者,对于诸夏世族门户的拉拢倚重在诸胡政权中更是无出其右,后世影响深远的五姓七望便初步形成于这个时期。
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大乱世,从发源最初便背负着浓厚悲怆色彩的,唯有乞活军。而能够一直坚持本色,不与当权者完全合流,不与世族门户达成妥协的,也唯有乞活军。乞活是他们的最高诉求,也是唯一使命,但这诉求最终达成如何,也实在是见仁见智。
从内心而言,沈哲子是希望乞活军能够积极踊跃的加入到行台中来,他也愿意给乞活军营造一个彼此都满意的归宿。这并不是所谓的妇人之仁,高尚一点或可称是回应初心,不忘自己立志北伐的旧愿,让普罗大众都能受惠于世道的重新归一。
老实说,在看到胡润转述乞活军诉求的时候,沈哲子心中确是不乏羞恼。自江东奋斗开始,到如今北伐形势一片大好,他虽然还没有狂妄到目中无人,但每每念及自己一手塑造起来的大好局面,心中也是不乏自豪。
可是广宗乞活所提出的要求,则不啻于给了他一个耳光,原来在这些乞活民众眼中,他与羯主、与其他乱世豪强,也是没有太大分别的,迫于势大不得不选择依附,但仍然保持着警惕与独立。
当然这一点羞恼倒不至于让沈哲子勃然大怒,通过他自己的了解与这个田举的描述,他是认识到乞活军这一群人说是短见也好,说是天真也罢,不是能够轻易受人蛊惑的,这种闭塞自守,源于对世道的彻底失望乃至于绝望,并不只是针对行台又或是他本身。
想通了这一点,沈哲子心念也渐渐有所通达,既然你们对世道已经绝望,那我就营造一个让你们无从拒绝、身不由己要加入其中的一个新世道。
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之后,他在内心里也给乞活军做出了安排,既然乞活军不愿意加入行台统序,大可以保持这种遗失孤立的姿态,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见证未来河北乃至于整个世道的兴复。
聆听半个多时辰后,沈哲子抬手打断了语调已经渐有顺畅的田举,提出几个原则性的问题。首先,行台原则上同意广宗乞活保持独立的诉求,但是只保持行政上的独立,将广宗、上白、平乡等各自一部分区域析立为新县,广宗乞活必须要放弃广宗城,进入这座新设县治生活。
其次,生民止戈,广宗乞活必须要放弃所有的武装力量,唯以耕桑为专务。同时,乞活自治,先有民户既不检索入籍,也无须缴纳赋税,但自此之后,不许广宗乞活接纳荫庇任何一个新人口,现有民户新生人口则不在此列。
这算是行台基本的原则态度,沈哲子说完后,也不理会田举反应如何,告知后续接洽事务由兖州刺史胡润全权负责,便让人将之送出了营帐。
田举不敢力争于大将军当面,只是在退出之后,心情却是有喜有忧,极为沉重。
喜则在于在见识到行台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后,他本以为乞活自治这个问题上行台不会答应,但却没想到沈大将军意外的宽宏,不独允许他们自治,甚至不会施予更多盘剥。要知道他们虽然也隐隐独立于羯国统治之下,但要维持这种地位,每年都要承担相当沉重的捐输奉献。
忧则在于沈大将军所提出的止戈令,乞活生民未必人人乐杀,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基本人身安全。一旦解除了武装力量,拔了牙的老虎于外又能有几分震慑?若是未来行台反悔,收回他们自治的权柄,他们则没有丝毫招架之力。
还有就是责令他们搬离广宗城,田举也担心义父田弗不能接受。
他们这一部乞活军休养于广宗已经几十年之久,为了营造乱世中这一处可贵的生存之地,每年都有大量积储投入于城池的营造上,单纯从城池的坚固程度而言,可谓是河北首屈一指的牢固大邑。
当然田举是不知道,沈大将军自然不会谋求他们广宗乞活这一点可怜家底,提出这个要求的乃是在曲周拒不见他的兖州刺史胡润。
而胡润的理由也很充分,广宗乞活虽然没有在正面战场上配合上白羯军狙击王师,但其默许的态度以及广宗与上白相近的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也给上白羯军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