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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枭雄康泽（第2页）

康泽及其别动队在四川各地复兴社组织和保安处各区政训室的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一是构筑碉堡，阻截长征中的红军；二是训练保甲骨干，加强基层政权；三是监军督战；四是收买革命阵营中的叛徒。

他的反共活动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了一些成效，为此他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并被蒋看作青年精英。

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又兼任了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等要职。并且还负责指挥李香权旅、公秉藩师和张荫梧的河北民军。

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康泽所兼的一些职务不久就易手他人了。关于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的职位，陈诚为了将这股力量抓在手中，竟将该班并入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称为留日学生归国训练班，把康泽抛在了一边。关于中央军事学校特别训练主任的职位，1936年曾被潘佑强夺去，不久，康泽又从潘手中抢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从1933年7月开办到结束历时13年，它既是培养蒋介石系军事、政工人员的场所，又是训练职业特务、别动队员的摇篮。特训班是康泽效忠蒋介石的一大作为，也是他升官发财的资本，正如蒋介石喜欢别人叫他“校长”一样，康泽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个人势力。关于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的职位，因1938年康泽与陈诚的关系恶化，厅长一职被杜心如抢去。就连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的职位也被别人夺去了。

抗战初期，康泽曾图谋向军事方面发展，企望将别动队改为警卫军。他首先把各大队的两个中队改为步兵营，只剩下一个队员中队，然后到上层去活动，由于康泽与陈诚矛盾尖锐，便走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长何应钦的门路。但陈诚是军委会政治部长兼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号称“小委员长”。何应钦虽系军界元老，但不想得罪陈诚，对于康泽之求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康泽的警卫军长之梦终未实现。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别动队曾派一、五两个大队到上海附近应付，上海撤退时第一大队全部溃散。1938年徐州会战时，别动队派了第四大队的一个中队前往，旋即撤回。抗战时期，别动队的其它大队或从事搜刮民财，或驻在川陕大后方监视异己。

因别动队作用特殊、地位显赫，许多要员都企图染指于它。军统头子戴笠曾图谋控制别动队，向蒋介石保荐其心腹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借口康泽兼职过多，升任黄为代理总队长，一举取康而代之。康泽也不甘示弱，设计把黄珍吾赶走，又重新控制了别动队一个时期，才以其亲信刘伯龙升任总队长。为牵制刘伯龙，康泽又提升亲信马维骥为副总队长兼支队长。1939年别动队被正式改编，大部分编为新编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余部编入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和军政部补充兵员训练处。新编第二十九师曾任重庆卫戍部队，1941年在滇缅边境为日军所败。

康泽卸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后，专任内政部青年训导总团主任，该团设在重庆市郊五云山。康泽此时努力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利用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派特务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搜集情报，然后借回军委会述职为名，将情报报给康泽，由康转报国民党军委会。康泽为发展个人势力，还时常保荐其心腹出任要职，如举荐王元辉当四川保安处长，等等，所以，虽然军委会别动队不存在了，但康泽势力却继续发展，康泽的触角已伸向更多的党政军机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过程中十分活跃

1937年5月至9月，康泽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5月的一天，康泽奉命到庐山牯岭去见蒋介石，进入会客室后看到张治中也在座，蒋介石递给康泽两份文件，内容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共产党军队改编的问题。蒋介石说：“这些问题，都谈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铅笔打了问号的，还有点问题，你拿去研究一下。”接着又对康泽说：“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治中一道去和他们谈。”

过了几天，康泽和张治中在南京与陈立夫会面，陈立夫对国共谈判的有关问题谈了他的意见，康泽当时只是恭恭敬敬地听，没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他知道，陈立夫位高权重，自己稍有不慎，就会得罪这位重臣。所以，康泽打定主意，关于谈判原则完全听从陈立夫的。临走时，三个人约定，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之前，先把预备谈的问题商量好一个腹案。

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后，召见了康泽，吩咐说：“你去准备一批副职人员，从副师长到副连长，还有行政人员，从行政专员到县长、区长，将来派到陕北去。”

蒋介石当时的打算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就用这批人员去改造和控制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他还打算在八路军三个师之上不设指挥机关，直接由国民党军委会来管理和指挥。当时，康泽问蒋介石：“毛泽东、朱德怎么安置？”蒋介石断然回答：“要他们出国到苏联去。”召见之后，康泽就从特训班和别动队中挑选了三人，拟任陕八路军三个师副师长，挑选刘已达拟任陕北行政专员，还挑选了其他所需人员，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召见时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勉励他们好好为党国效劳。后由于共产党的坚决拒绝，这批人最终也未派去。

7月间，蒋介石又召见康泽，商讨向陕北派边区主席一事。康泽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提出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人去当边区主席，我觉得都不适宜。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很忠诚，但易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都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们好了，他们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好像更感情用事。”蒋介石同意康的看法，也认为“他们三人都不适宜”。

康泽又向蒋介石进言：“党的老先生中，丁惟汾先生怎样？丁先生平时处人也很好。”蒋介石对此提议表示赞同。于是，康泽便奉蒋介石之命去找丁惟汾征求意见，丁表示同意。康泽报告，蒋介石当天下午就召见了丁维汾。不久，蒋介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名派丁惟汾出任陕北边区主席，获得通过。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希望中共赶快出兵，便召康泽吩咐说：“快去通知周恩来，叫他们赶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各级副职人员、政工人员、行政人员也都不派了。”康泽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共谈判代表。

8月间，蒋介石又召康泽，让他挑选派往八路军总部及其三个师的联络参谋。于是，康泽提出让乔树人任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萧御寰、李德、李克庭分别任三个师的联络参谋，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指示说：“你们去好好地做，要把中央对他们的建议转达给他们。”又批给四人一笔活动经费。康泽根据蒋介石讲的意思写了三条工作原则：“（1）传达中央的意思，使他们明白；（2）随时查明该军的行动，俾于发生异动时能事前报告中央，设法制止；（3）倘发生异动，而情况不明，未能及时报告中央，是为渎职。”这三条呈蒋介石批准后便照发了。

一天，蒋介石对康泽说：“你快去和叶剑英商量一下，问他们的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从哪条路线开进。”

康泽马上打电话问叶剑英。叶剑英回答说：“现在陕北正集中三个师，装备好了，每天可出发一个旅，由潼关以北的一个渡口渡过黄河，经同蒲路到山西东北部八路军作战地区去。”康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当给他们的给养应该都给他们，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痛快。”蒋介石点头同意。几天后，康泽听说八路军有一笔费还未领到手，就打电话找叶剑英核实，随后又和叶剑英一起去找军需署长周守梅。周守梅问：“这笔钱该不该发？”康泽答：“该发，由我负责。”于是，叶剑英便把钱领了出来。

一次，蒋介石让康泽推荐一人到蒋鼎文当主任的西安行营任第二厅厅长，康泽推荐了谷正鼎，并介绍说：“谷正纲、谷正鼎两人都是留德的学生，后来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两个的见解主张很多和我们相同，对共产党态度也和我们一样坚决，后来又同我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负组织方面的责任，相处也很好。”蒋介石问：“谷正纲怎么样？”康泽回答：“他们两个对国民党的忠实都一样，大谷（谷正纲）热情，有时冲动，小谷（谷正鼎）细致一些，派往西安行营和共产党办交涉，以小谷比较适宜。”于是，蒋介石便派谷正鼎到西安担任了第二厅厅长。

9月中旬，康泽奉命去中山陵见蒋介石，蒋介石正在考虑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事，康泽便向蒋介石建议，在发表中共这一宣言的同时，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一个正式谈话。他还提出了三点具体意见：（1）对共产党表示共赴国难，予以称赞；（2）说明这是由于三民主义的伟大；（3）要求共产党用行动去履行这一宣言。

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要求写出文稿。康泽又建议要陈布雷去写。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由陈布雷写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针对此宣言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争强好胜得罪小蒋，被排挤出国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团结抗战”为名，力图扩大组织，欺骗和控制广大青年，策划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参加了这一组织的酝酿筹建活动。9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陵园别墅召集康泽、刘健群、陈立夫等开会，对他们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搞一个大组织，将党部的（指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

在一次讨论新组织名称的会议上，康泽和刘健群主张称“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主张加上“中国国民党”，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立即插话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还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于是，新组织就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1938年2月底，为了给好将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蒋介石在他的武昌官邸召集康泽、陈立夫等人开会，会上，蒋介石拿出三张名单，一张是党委委员会名单，一张是训练委员会名单，另一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名单。在这三张名单上，康泽都名列前茅。蒋介石说：“这三个名单，大家看看，临时全会不搞选举，党里有些干练的青年不能选为中委，因此提出这些人组织党务委员会、训练委员会，以增加组织部和训练部的力量。”由此可见，康泽是被蒋介石看作党国的青年精华而加以重用的。

3月初，临时全会开始筹备，康泽参加了党务组的准备工作。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并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陈布雷、陈诚三人起草制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第一条为：“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见，特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条为：“本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第三条为：“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

4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汉口召开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康泽根据蒋介石有关建立三青团的几项指示精神，拟定了一个团章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以康泽草拟的团章为基础，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进行适当修改然后再提交会议审定。5月间，三青团筹备会再次开会。康泽在会上作了三青团团章修正草案报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会义通过了这个修正草案，并报送蒋介石批准。

6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接着颁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蒋介石还亲定了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名单，康泽名列其中，并被指定为组织处处长。可是，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把康泽找来说：“有人说你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不能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长。”接着，蒋介石问康泽：“你能不能和胡宗南合作？”康泽因和胡宗南私人关系很好，便回答：“能够。”蒋介石又问：“叫胡宗南做处长，你来代理这个处长，怎么样？”康泽表示同意。于是，蒋介石重新宣布：组织处长胡宗南，代理处长康泽。

康泽还就成立三青团的一些原则问题请示过蒋介石。一次，康泽问蒋介石：“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肯定地说：“当然这么做。”康又问：“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复兴社的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蒋介石再次回答：“当然可以这么做。”过后，康泽将这两个问题写成书面报告，送蒋介石批示后便遵照执行了。另一次，康泽向蒋介石请示说：“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校长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蒋介石指示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对于蒋介石的训示，康泽都毫不含糊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青团成立之际，蒋介石采纳了康泽以北伐誓师的7月9日为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日的建议。7月8日晚，蒋介石打电话对康泽说：“明天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的时候，我要宣誓，你给我准备一个誓词。”于是，康泽参照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的誓词，连夜写出了三青团蒋介石团长的誓词：“中正诚心诚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誓言，永矢弗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