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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头子徐恩曾（第2页）

第四个层次是职业特务机关、特务人员在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布下的情报网，发展的情报关系。有的叫义务情报员，有的叫通讯员。名称各种各样，实际上都是做暗探、奸细的，特务们称他们为“细胞”。比如在南京，不仅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金陵大学等大中学校、工厂、大饭店、大旅馆布下了这种“细胞”，连安乐酒店的茶房头、三新池澡堂的负责人，也被发展成了“细胞”，在里边设下眼线。顾顺章这个无耻的叛徒，还专门训练了一批娘姨，开办了一个荐头店，有计划地送这些人到一些人家做佣工，为特工总部探听消息。陈果夫在江苏做省长时，特工总部在江苏的情报网布遍了所有的城乡，很多县长、警察局长本身都是特务，至少也是情报关系。

在1935年和1936年，在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税务部门，还专门由特工总部给他们开办了特务培训班，派特务担任了督察，建立了缉私队。

徐恩曾实在是野心勃勃，他想把全国人民全部网入他的特务网、情报网，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一切革命组织、革命人士予以彻底消灭。蒋介石为了支持徐恩曾实现他的梦想，仅1932年，就经过军需署，拨给他特务经费十万元。

徐恩曾登台初期对共产党采用的手段是一味杀戮，非叛即杀，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在他的指挥下，上海的龙华，南京的雨花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烈士的鲜血，无数英雄豪杰壮烈地牺牲在特务们的屠刀下。有人说，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8个月内，仅经特工总部逮捕，假手首都卫戍司令部杀害的共产党人，就有近百人。通过其他手段杀害的有多少，整个特工总部系统杀害的又有多少，特工总部存在近7年一共杀害多少，无疑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经过一段疯狂屠杀以后，特务们发现他们这样做并不能把共产党斩尽杀绝，而且大屠杀激起了人们更强烈的反抗，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特别是追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经过大屠杀以后，他们越来越感到难于找到了，于是，他们转而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所谓“自首自新”的策略。1931年起，徐恩曾把一些叛徒拉入特工总部做特务，逐渐地还给了陈庆斋（即胡大海）、杜衡、陈建中，周亚光等忠诚于特务的叛徒们官衔。与此同时，他大抓反省院。一方面派遣特务进反省院，一方面拉反省院的人加入他的特务组织。在首都反省院，他一次派进去7个特务，从院长到训育员，大权均为特务把持，并且把特务的整套手段运用到反省院中去，使国民党在各地的反省院完全为他的特务组织所掌握。

由于徐恩曾采取了这些狠毒的措施，也由于中共中央一度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30年代的那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确实受到了严重损失。在上海，1932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曾经连年遭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那几年差不多每年都被破坏一二次。在北平和华北一些地区的党组织，1933年受过一次大破坏。这年4月，北平的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送葬者达数千人。事后，经过中统与宪兵三团的追寻，被逮捕者成千，在狱内被杀害的达四五百人。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当然，国民党特务危害的不只是共产党人，只要不是他们一伙的，无论什么人，他们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逮捕、扣押、查抄、暗杀。在当时的学校里，社会上，经常有人失踪，有的人家凭空被抄，徐恩曾的特工总部是重要的祸根之一。

徐恩曾的特务们，外出活动都带有专门制作的调查证，凭这个调查证，任何场合都通行无阻，因此他们可以随意闯机关、进学校、入民宅，抓人抄家横行霸道。因为调查证上载有“希军政警宪予以工作上的协助”这样的文字，在他们为非作歹时，国民党的军警不仅不制止，往往还要服从他们的调动，配合他们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归根到底是一丘之貉。

他用过的化名很多，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徐恩曾的领袖欲很强，很注意研究怎样驾驭人管理人。他手下的喽啰们，以经过政治训练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为骨干，包括大小反动知识分子、地痞、流氓、盗匪、会道门头子以及叛徒等等，可以说各路牛鬼蛇神应有尽有。他是怎样把这伙人拢到一起，让他们听命于自己的呢？

徐曾对原中统局的秘书张国栋说：“‘用人之道，恩威并济，缺一不可。’这是古人的经验，但必须继之以情。曹锟之于吴佩孚，李宗仁之于白崇禧，曹李庸碌无能，吴白精明能干，但后者一心一意拥戴前者，自己甘居其下，此即‘情’之大效，为恩威之所不及也。”徐恩曾是怎样运用他这套手段的呢？这里概括地介绍以下几点：一、“金箍咒”加凶狠的镇压。参加特工总部的人，都叫做特务工作人员，简称“特工”（到中统时期称为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特工加入特务组织时，要有两个特务保荐、介绍，这是为了显示这个组织挑选人的严格，也是为了切实实行“连环保”。此外，都要写自传、填特工人员登记表和誓书。自传和登记表，要把个人的一切，包括从祖辈开始家庭情况，个人的详细经历和社会关系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所谓誓书，实际上是个紧箍咒，内容是：“余誓以至诚，参加特务工作，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决不自动求去、泄露机密，如若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谨誓。”

徐恩曾对按誓言办事，毫不含糊、说话算数。谁不听他摆布，轻则辱骂，重则关押以至处死。特工总部原香港电台台长项濂，1933年夏被调回南京，项与戴笠是黄埔六期骑兵科同学，又是浙江同乡，戴笠想拉项濂到军统办电台，项想带一批人一起走，徐恩曾不答应，便暗中派人监视项与军统的来往。一次，项濂又跑向戴笠的鸡鹅巷53号，盯梢人发现、阻止，项不听，盯梢人当即举枪射击。叛徒顾顺章，为徐恩曾出谋划策，编写教材，训练特务，干了很多罪恶勾当，有过突出的功勋，后来顾嫌徐恩曾对他不够器重，有投靠戴笠的意图，徐恩曾便给他制造了一条“妄图独树一帜”的罪状，枪毙了。徐恩曾动辄关人、押人、处罚人，出口像金科玉律，就得执行，不准别人讲情。因此，徐恩曾制定的纪律，徐恩曾说的话，特务们是不敢不听从的。

二、灌法西斯主义的迷魂汤，徐恩曾对蒋介石吹捧得极高，有时称蒋介石为世界三大领袖之一，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有时说蒋介石是“天下无二，地上无双”的大伟人。对特务们，他宣扬为“领袖的耳目”，领袖的“保镖”，是干光荣、伟大、崇高事业的英雄。他歇斯底里地叫嚣：“反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是为党为国干神圣事业的无名英雄”，“国民党需要新生力量，需要注入新的血液，需要有统一的意志、集中的力量，特务是这里的核心”，“谁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就是对党国不忠诚”。每逢纪念周，徐恩曾就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类骗人的、颠倒是非的精神讲话。平日也是一样，他开口“团体”，闭口“组织”，极力加强喽啰们的组织观念。他讲孔孟之道，讲四维八德，和消灭共产党扯到一起。他利用人们崇拜名人的思想，经常请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黄少谷以及叶青之流，给特务们演讲，以致使特务们完全丧失理智，把为国民党做奴仆当成高尚的事业。

三、进行收买和以“情”感人的表演。在社会上谋生困难，找职业无门路，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徐恩曾以铁饭碗、保证终身有职业，给高薪招徕人们，这是一些丧尽天良的人肯做特务，各路牛鬼蛇神肯到徐恩曾麾下的重要原因。郑大纶是师范毕业生，原来在县里当高小教员，月薪12元，因为作风恶劣在县里无法立足，跑到特工总部当特务，实习期间月薪30元，转正后是50元，三个月后升为95元。祝韵雅在校教书时月薪25元，跑到特工总部做秘书，月薪一跃而为80元，都比原来高好几倍。此外，特务们没有不敲诈勒索拿外快的，或被正式批准，或有意地给以方便，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去，这些做法使特务们对徐恩曾感恩戴德。但是，这也使徐恩曾拿住了每个特务的把柄，稍不顺从他即可抓来整治。特务们说，那时的大小商行和厂家，为自身的安全计，大都暗地里养活着几个特务，徐恩曾从不干涉。这也是徐的收买手法。

徐恩曾还在每年的纪念日，给死去的特务做纪念。这天，他们把死去的特务的大照片挂起来，摆供品，燃香烛，设灵堂，挂挽联，慰问家属。徐恩曾还假惺惺地致悼词，为死去的特务颂扬一番，为死者家属送若干慰问品。至于用小恩小惠笼络喽啰，那更是徐恩曾耍尽的把戏。特工总部大小特务结婚，除非有特殊情况，徐总要赶去做证婚人。并且非不得已，他不提前退席。部属父母生日，他要送一份寿礼，并且装模作样登门三鞠躬。谁家生了孩子，他也送点小衣服之类。逢年过节，对科级以上的人，照例每人送一份特别费，数额多少各不相等，对于想笼络的人，有时会送一个月的薪金甚至更多。可是除本人外，谁也不知道送其他人多少。一般特务要求晋见他，他多不拒绝，并且尽量让人把话说完，借机给晋见人一点好处，如生活补助之类，以示关心。徐恩曾在行政组织之外，组织了一个联谊会。办法是根据特务们薪金的多少，每月扣留其中的2％、5％或10％做为基金，为特务们办所谓福利事业。职工有需要可以贷款；联谊会办的企业，商品价格优惠，可以分期付款；每半年或一年，组织一次同乐会、聚餐、体育活动等。

对于租界内的警务处、政治部、华人探长等，徐恩曾每月要送给津贴，圣诞节更是要送厚礼的。

四、设立监视网。徐恩曾在特工总部设有公开的总督察，总督察之外还安排有没有名义的眼线，让他们侦察了解各人对徐恩曾是否忠实，对国民党是否忠诚，有无所谓非法活动，等等。这一招很厉害，谁被抓住都倒霉，所以一般特务都怕总督察，称总督察为特务中的特务。徐恩曾除安排一般的监督之外，对特殊人物还布置专门监督，即使对于他很信任的人，他也这样做。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一另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心虚。自从发生了钱壮飞问题以后，徐恩曾表现得特别警惕，处处防范。选择私人秘书，非常小心，一定要选真心诚意愿为他做心腹的，要选保证对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另外，他对秘书的工作范围也限得很死，专门交代的事，相互间不得互通音讯，而且不让身边的私人秘书干得很久。这都是为了防止别人对他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会泄密，会揭露他，会再出一个钱壮飞。也正因为这样，给他做私人秘书的，即使中途想走开，往往也不敢申请调走，怕引起徐的怀疑。虽然徐恩曾不像某些特务头子那样，对身边的人一不高兴就破口大骂，伸手就打，他骂人的词不过是“饭桶”、“无能”之类，并不很野蛮，但他说话尖刻、挖苦，曾给他做秘书的人形容说：他往往一句话出口，好像恨不得戳断你的神经，让你难堪得无地自容。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脸色一红一白，神态叫人害怕，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收拾你。

他曾有个私人秘书叫秦宗尧，由于看到他对逮捕的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神经经受不住刺激，想摆脱又不敢，一天几次向徐恩曾表白“我对徐先生是忠实的！”逐渐成了神经病。

人常说，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徐恩曾的神经经常处于高度紧张中。他会客从来不在自己家里。白天办公，或在丁家桥党部内，或在瞻园路132号，晚上多在正元实业社，宿舍则在右婆婆巷三号。石婆婆巷三号门禁森严，大门经常紧闭，只留一个小孔往外看，门房有守卫，还养着几条狗。他的行踪、住址一般特务都是不知道的。

徐恩曾本人怕机密外泄，整个特工总部的警惕性也非常高。特工总部与其他机关联系是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处）或陈立夫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的名义，对上行文是徐恩曾具名，此外，凡特工总部内部各部门、上下级联系，都用化名。徐恩曾本人有化名，特工总部有化名，各业各部门也有化名，这些化名还经常更换。特工总部和以后的中统，先后用过的化名很多，什么“华统”、“唐纵远威”“秦唯真”、“鲁黎”、“盛励”、“程恭”、“杜真”、“钟桐”等都是。“华统”、“唐纵远威”的意思是要“统一中华”、“威势远扬”，反映了徐恩曾的勃勃野心；“秦唯真”反映了他们对法西斯一套的迷信；其他则是“努力”、“胜利”、“成功”、“斗争”、“中统”的谐音。徐恩曾的字写得很糟，但特工总部的化名确定之后，他总要亲自书写出来，制成图章供缮发函件等使用，以显示他的地位和权威。

总的来说，徐恩曾这个人，在他们内部，是仁义道德、法西斯教义挂在口上，微笑、关心人的样子堆在脸上，手铐脚镣拿在手上，入了他手掌心的人，不俯首贴耳地听命于他，他是断然不答应的。

由“侦破”刺汪案而取得高位，渐得蒋介石的信任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徐恩曾继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之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批杀害共产党人是徐恩曾向上爬的基本因素，侦破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则是新的晋升契机。

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发生在1935年11月1日。这天，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接下去就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的第一天，汪精卫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典礼过后，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们齐集中央政治会议厅新厦门首照相。蒋介石多疑诡诈，知道这次会议集中了国民党的各派势力——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均已经到会，胡汉民也答应要来，人员复杂，在礼堂前观察了一阵形势，还是决定不出场照相。照相以后，人们准备再入会场继续开会时，忽然砰！砰！砰！连响数枪。汪精卫被击倒在地。张静江魂不附体，从椅子上滚落下来；孔祥熙为了逃命，钻到了汽车底下；大多数委员跟斗趔趄四散奔逃。张继拦腰抱住了凶手，张学良一拳击落了凶手的手枪，把他踢倒在地。一个警卫走过来砰砰两枪，把凶手打成重伤。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呼天喊地，大吵大闹，扭住下楼来的蒋介石不肯松手，认为蒋介石既不照相，警卫人员又将凶手“打死”，事件定与蒋介石有关。她边哭边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国民党为了从凶手身上讨口供，把他送往中央医院，让医生给他打强心针，前后打了百多针。凶手愤激地说：“请看看中国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还是我们的吗？”“我是专来刺杀蒋介石的，蒋介石未出场，才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我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蒋汪的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凶手就死了，特务们从凶手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凶手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据说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汪精卫被刺事件传出以后，南京满城风雨，舆论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报纸报道：在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军警森严之地，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五次代表大会时，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竟被枪击，这说明什么？蒋介石破例不出面照相，凶手要单单刺杀汪精卫，除了蒋介石的特务队，会有何人？！没有来南京开会的李宗仁、白崇禧，也专门从广西打来电报质问此事。

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你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

蒋介石下令以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大将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凶手伤疤上绑有一块红布，证明……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顺藤摸瓜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宁枉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限他三天破案。

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

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说他要钱，可是他家里的景况相当窘困，搜遍他的全身，也只有毫洋六角，钱到哪里去了？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至于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总算拿到了一个与孙凤鸣有关系的人，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这不仅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而且使蒋介石对徐恩曾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导演下，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让徐恩曾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既然捞到了机会，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也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掌声。但是这时徐恩曾并没有在报告中提陈铭枢的名字。此后，在接下去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是由于蒋介石的“钦定”，第二是由于徐恩曾确实抓到了贺坡光，第三由于有二陈的“组织保证”，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接着，什么“东方福尔摩斯”之类的赞誉，被徐恩曾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们很是叫唤了一阵。

可是刺汪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包括中统、军统在内，国民党始终没有真正弄清楚，实际上也不愿意真正弄清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从1937年4月25日起，连续8天发表《刺汪宋（指宋子文——笔者）案判决书内容》，共18000字，把与刺汪事件毫无关系的原十九路军离队军人余立奎充当主犯，和张玉华、贺坡光一起判处死刑；把与刺汪案同样毫无关系的海员周世平、炊事员胡大海也各判12年徒刑。而对事件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华克之，虽悬赏重金10万进行通缉，却始终没有捕到。这对因“侦破刺汪案”而升官，被吹嘘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徐恩曾这个特务头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