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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姆莱戴笠（第2页）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邨管理，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二处呆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介石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子上。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

戴笠心里也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主脑机关及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他对喽啰们，便十分注意用不同的口语来对待不同的对象。例如对蒋介石称“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呼，四种称呼是有分寸的，决不令人不快。他称呼“老头子”是用于对平行地位的人说的；“校长”是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用的；“领袖”是纪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务入团宣誓，或在各特务干部训练班的讲话时用的；“委座”是夹在领袖的称呼中并用的。真是用尽心机，莫此为甚了。

戴笠的唯我独尊、绝对的家长主义作风，是维妙维肖地继承祖师爷蒋介石而来的。有一次，华北训练班第一批受训完毕的学员杨清植，被戴笠委派为浙江警校警士教练所的队长，限即日前往到差。杨为了安置家眷，赶不上当日的火车，吓得面无人色，连忙去报告戴笠。本来杨不去报告还可能无事，一报告便倒霉。戴笠二话不说，将杨关了禁闭，半年后才释放。另一个倒霉的人是戴笠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包潜，1936年，军统从杭州警校调一批政治指导员到招商局各长江轮船上去当高级的交通员，被调的都限令当日搭车成行，唯独包潜一人没有赶上火车。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逼着包潜雇用一辆小汽车星夜赶到南京报到。包潜慌里慌张的，自恃是与老板穿过草鞋的同学，以为赶在火车未到之前去报到，总该会讨得表扬一番。不料戴笠也是将他关押起来。他的这种法西斯的统治，事例是非常多的。十人团的大头头们，好比恶婆婆带媳妇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

戴笠在“双十二”事变中的行动，也是他取得蒋介石的宠信的原因之一。

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张、杨举行兵谏，蒋介石被扣于西安。如果不是中共以国事为重，出面斡旋，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而解决了重起内战的危机，则我国人民遭受的祸害实难想象。戴笠在这次事变中，又是一宝押中，从此取得主子更大的欢心而巩固他的地位。

“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报纸上还不曾登载，戴笠已经收到西安站长江雄风的来电。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先去见了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们，又去见了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之后，坐着汽车跑到慧园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来找余乐醒，说是有要事相商。那时郑介民、梁干乔也相继到来。戴笠哭丧着脸说：“如何是好，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我见了何部长，他主张立即讨伐。见了宋院长和夫人，他们则认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决。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张兴师问罪。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他说完便大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无以为对。余乐醒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戴笠不置答。

郑介民、梁干乔则在打与不打上做文章。他们都主张打，认为政治解决是空想，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有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

他这第一说，大家默然。余乐醒提不出实际可行的办法，大家也就怏怏而散。

随后戴笠随宋子文兄妹专机去西安，许多人预料他不会活命回来。但是不几天，他自西安归来，把自己此行同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总理蒙难相比，大言大惭，抬高身价。

戴笠所属特务系统训练青年学生达20万，训练武装部队亦逾20万

1934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戴笠被任命为这个局的第二处长，虽然戴笠一身兼两职，名称前后也不相同，特务处上上下下都称鸡鹅巷53号以代机关之名，从来不自称第二处，陈立夫知道戴笠是别立门户的好手，也就不敢过问这个处的一切，以免自讨没趣。张学良将军与戴笠的私交很厚，将他原作办事处的公司房屋及地皮都送给戴笠。这样，戴笠才有了较宽敞的办公房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在上海发了劫收财，并在汤恩伯假公济私的支援下，由陆根记营造公司于洪公祠扩建了一座五层装有防弹设备的办公大楼，可惜他连一天也没有去住过就坠机死去了。这座高楼也就是军统特务组织演变到保密局最后一幕罪恶历史的见证物。

戴笠的官衔称谓，外面弄不明白，连特务处的特务也弄不明白。蒋介石叫戴笠为戴科长叫顺了口，等于封建帝王叫太监大臣作奴一样，不论官大官小，一律叫奴才。戴笠的官衔不论升得多高，总归是科长。于是老头子的左右及公馆侍卫打杂的，也是照着喊下去。

1935年夏，正当红军北上抗日离开江西根据地不久，南昌飞机场发生了大火案，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本来飞机场的负责者是亲德派徐培根，此人是机械化的军事理论家，平日在蒋介石面前是很跑红的。不料突然发生了这场大火，损失巨大，一时谣言纷起，有的说是共产党谍报干的，有的说是日本汉奸们干的，有的说是因购买飞机贪污分赃不均导致的，甚至还有的说是复兴社与政学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干出来的。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可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月的拖延下去，抓了不少的人，谁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疑案仍破不了。蒋介石一怒之下，便将邓文仪撤职，凡邓手下的特务成员，一律交戴笠接收并入特务处，戴笠为了避开飞机案，免得见罪于复兴社的大头，虽私心欢喜，却并不亲自出马，而是派黄埔三期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邓系中的第二把手张严佛（即张毅夫）率领该调查科百余人到南京归并报到。戴笠为了安抚人心，声言一视同仁，慷慨地任命张毅夫作了一个短期过渡的书记长。戴笠自鸣得意的是通过接收抓到一批留苏留日的所谓学有专长者。例如这批人中有出卖陈独秀的谢少册（即改名的谢力公），著书立说的程一鸣，日本通顾子载，等等。戴笠接收的邓系人物中，被陈诚弄入私囊的有朱代杰、李毓九等一批名人名士，戴笠对陈无可奈何，常常背后诟骂，发泄发泄。

自并入邓文仪的摊子，戴笠便开始走了红运。特务处的组织，内内外外原来不到300人，这时几乎扩大了一倍。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在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荐下开支，批多少算多少。接过邓的摊子后，有了定制，自此也就敢于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戴笠平日认为钱可通神，钱可买得鬼推磨，红运不红运，离开了钱，什么也谈不上。

此外，戴笠利用公开机构，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来办他自己为所欲为的特务勾当。

戴笠利用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逐渐将警校的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所警官学校是省府经费开办的，最先掌握在CC派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手里，戴笠怕得罪朱家骅，莫敢伸手独吞。以后省主席相继更换，由鲁涤平而黄绍竑。鲁任主席时，浙江有首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鲁岱）嫖三年，民政厅长（吕必筹）醉三年，各有千秋。鲁病死换来了桂系的黄绍竑做主席。黄对警校也是不闻不问，除了开学、毕业一类的典礼仪式来点缀一下以外，对校事从不言他。戴笠在如此得心应手的环境下，于1934年前后，由政治特派员逐渐变成为警校的“太上皇”，将该校人员从校长到处室以及各队队长等等，几乎全部变成了黄埔学生出身的特务骨干。个别的上层人物，如校长赵龙文、教务处主任酆裕坤这样的人，也非要进入复兴社的染缸上色不可，否则是没有他们饭碗的。

戴笠对警校学员、学生的培训和考核极为重视，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干部条件的，除了极少数保送出国留学外，绝大多数都挑选入甲、乙、丙三种特警训练班去“深造”。甲训班设在雄镇楼，学校内部习称为“租界”，没有出入证的人误入了，便有被抓坐禁闭的危险。甲训班培训高级特务骨干，挑选是很严格的。乙训班设在警校校本部内，整天骑马、打靶、驾驶、练武术（拳击、摔跤、擒拿、举重）等等，这是培训行动打手的专门技术。丙训班专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培训的课目，除了武术之类以外，特别注意烹调、缝纫、洗涤衣服、理发等等属于女佣做的活，戴笠派他的一个从反省院保释出来的叛徒戴学南做女生管理员，此人是北京女师大毕业，是戴笠同宗的侄女。她虽然对在校的女生都管，主要的精力是用在丙训班。

除了上述的甲、乙、丙等训练班外，还有电训班，为训练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通讯的专业人员而设。

戴笠与另一特务头子康泽合作的庐山星子特训班，名曰合作，实际上是寄生的方式。这与杭州警官学校一样，是利用现成的机构和批准有案的经费来做自己要做的事。在复兴社十三太保中，戴笠、康泽两人既有联合又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1934年前后。蒋介石为了“剿共”，居庐山时多，设的大本营有可靠的部队担任警卫。但是当蒋介石坐着大轿在牯岭上上下下，就唯恐从树林丛中走出刺客，这个责任便落在庐山管理局警察署的肩上。戴笠为了献殷勤，便多次亲自率领浙江警校正在受训的男女学生，到山上以保卫领袖安全作业为实习课程，既要与康泽合作，也要与山上的警务署合作。戴笠所拟的实习计划书，事先送蒋介石批阅过。蒋介石在那个计划书上批了“与康泽合作”五个字。很明显，蒋介石批的“合作”是指安全计划，并非指星子特训班的合作。戴笠假装糊涂，对康泽说了几句捧场的语，康也就乐得做顺水人情，将合作二字扩大到训练学生的合作。康泽所办的星子特训班毕业的学生，经蒋介石批准有案，可取得中央军校本校同期毕业学生的学籍待遇。换句话说，这些学生与蒋介石便有师生关系，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比之一个省的警官学校或者是特务训练班的学生，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戴笠一次将浙江省警校正要毕业的学生，全部送上庐山，派老牌特务谢力公为政治总教官，连谋为队长，要求康泽另编一个队从事训练。六个月结业后，蒋介石赐给每人一柄“军人魂”佩剑；教官们则各赐一柄鹤头佩剑，“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戴笠的如意算盘的胜利。

戴笠在第一阶段的走红运，如果没有警校与庐山特训班的“学生”，那么，大量特务骨干的制造者，就会受到只有南京那块小小的拓荒地的限制，红运走不起来。

戴笠的另一特长，就是指使手下特务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进行绑架和暗杀。

除了情报工作外，戴笠的另一个长项就是搞暗杀

1933年初，蒋介石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

郑介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班毕业生。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

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介民对白说：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

白回答说：“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张敬尧击倒。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

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后来当选为台南市参议院参议。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惑投降。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租界区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

戴笠安排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谋杀吉鸿昌。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叫作王化南的人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1933年11月24日英勇就义。

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是在上海法租界杀害反蒋的杨杏佛和在浙江海宁杀害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偕长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车外出，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中弹身亡。在此前，他一直从事反蒋反独裁的民权运动工作，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申报》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早在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介石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介石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介石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介石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