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了,一不小心穿越到清朝末年,赶上了一系列倒霉催的事情: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列强横行、官僚腐败、民不聊生,就是这么个情况,给你个机会改变现状,你会怎么搞?其实不需要怎么想,基本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改良,温和缓慢的改变社会现状,什么洋务运动、百日维新都是走的这条路,一条就是革命,主张用暴力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孙中山走的就是这条路。
其实这两条路不是什么新鲜事,都已经有成功的案例,比如英国,是改良主义的范本,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成功确立君主立宪制,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对这条路向往不已。
另外一条就是革命,也有成功的范本,比如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巴士底狱被攻占,国王和王后被送上断头台,杀的人头滚滚,几经曲折,最后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从此法国成为革命圣地,法国的刁民也特别牛,之前马克龙涨了5毛钱的油价,屌丝们就上街游行放火,冲警察扔石头,让世界人民大开眼界,展现了一把革命圣地人民的风采。
孙中山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家,他主张暴力推翻腐朽的现有秩序,先是清政府,后是各路军阀,一路走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表现非常硬核,让大家以为他是一条纯铁血汉子,准备用拳头打碎一切不合理的旧秩序。
这种想法当然错误,纯钢易折的道理中国人都懂,刚柔并济方能成功,孙中山更是此道高手,他明白,出来挑头革命,需要有一面大旗,让大家伙一看就知道你想干啥,同意你这套的自然就会投奔,孙中山的旗帜就是三民主义,我们就说新三民主义,包括三个内容: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的内容就是反对满清专治和列强的侵略,打倒军阀,这些都是需要靠暴力来完成,民权,实现全民共有的民主政治。这两点和共产党当时的主张并没有多大差别。
关键在于民生,孙中山主张的民生主义有两点:一是平均地权,二为节制资本。
如果按照革命的套路,所有剥削阶级都要被打倒,那就需要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农奴把歌唱,万恶的资本家也要被打倒,工人阶级需要当家作主。
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无比正确的,我们就是这样干的,重新建设起来一个繁荣强盛的新中国。
但回到当时,孙中山不是这么想的,他觉得采用革命的手段对付国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破坏性太大,还是采取缓慢温和的改革措施,商量着来,达到农民得利,地主也不吃亏的双赢局面,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孙中山在政治领域主张采用革命的手段,在经济领域主张采用温和改良的方法,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前文已经分析过了,孙中山觉得革命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事情,从来没考虑过让底层群众参与,所以国民党的主要成员都是地主、资本家家庭出来的精神小伙,这些人参加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赶走列强和军阀,达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的,但没人赞同革自己家的命,孙中山虽然是领导,也需要手下兄弟们的帮村,不同意采取革命的手段对付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很正常,因为即使他下令了,负责执行的人就是地主和资本家,他们能执行才有鬼了。
第二个原因,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欧美各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让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脊背发凉,知道如果继续往死里压迫工人们,工人一旦团结起来闹革命,事情就大发了,不如实行一些社会改良和社会福利政策,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劳动状态,采取这些措施的发达国家,劳资矛盾得到缓解,生产率得到提高,整个社会的氛围变得和睦,也就没人想着闹革命了。
根据这两条思路,孙中山觉得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具体的方法就是:提升生产效率、将运输和交通企业收归国有、对资本利得多征税(鼓励劳动,打击食利阶层),搞搞转移支付等等。
孙中山的想法好不好呢?肯定好嘛,如果能够在不大动干戈的前提下,通过发展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关系,让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肯定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可惜的是,再好的想法,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那都是行不通的。
就拿土地这件事情来说,地主们不从事任何劳动,却过着锦衣玉食的快乐生活,佃农们一生辛劳,却从未吃过一次饱饭,对于这些情况,国民党高层非常清楚,孙中山曾经说过“农民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却被地主夺取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1928年,浙江省省长何应钦就说“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愈于此。”
既然清楚地主是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那么孙中山的解决思路是啥子呢?“慢慢商量,和平解决”,采取让农民得利,地主也不吃亏的“双赢”方案,由于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北伐尚未开始,他还没来得及亲自实践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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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在民国时期,用孙中山的方法搞土地改革,需要什么条件?土地嘛,肯定是涉及到每个村了,要组织人马对全国人口和土地进行一次大普查,确定每家每户实际拥有土地面积,然后再制定一个标准,确定地主的标准是啥,每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可能在西北戈壁滩,一个贫困户都可以拥有1000亩地,但这种地一点用都没有,压根就种植不了粮食,连草都长不了几根,这种地方的人,拥有1000亩地都只能算是穷人,在江浙富庶之地,1000亩地绝对算地主了,所以这个地主的标准还要统计方方面面的数据,综合判断之后,才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把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等划分出来以后,按改良派的思路,需要让农民得利,那简单嘛,减租即可,减租之后,农民的确得利了,但地主就损失了嘛,根本就没有让农民得利,地主也得利所谓双赢的方法,地主遭受损失以后,肯定要闹事,这就需要有调解机关,做好解释工作,稳定社会秩序。
直到今天,人口普查都是一个大工程,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变态的执行能力,能管的到每个村,实际上,直到今天,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也没几个国家,比如印度就绝对完成不了,莫迪只能管到城里,村里有多少人或者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原因很简单,印度村里都是土邦,实行的是自治,压根就没有在村里设置任何行政机构,刨除印度人的那副宗教德性,即使莫迪想在村里设村委会一级的行政机构,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两个字——没钱!
可能大家对这个没什么概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行政村总数为个,随便列个数据哈,每个村每年的经费20万元,中国维持村级行政机构的费用支出1383亿元人民币。
中国在疫情期间,中央一声令下,全国就地卧倒,坚决服从命令,就是因为拥有强大到变态的行政能力,印度没有,所以现在天天往恒河里抛尸。
设置这些机构,需要天量的资金,还需要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
回到民国,在全国上下穷的叮当响的情况下,凭什么能完成全国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工作?有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吗?没有,只有“皇权不下县”,村里和印度现在似的,实行的是乡绅自治,就是地主组织一群流氓在维持秩序,维持啥秩序?农民到期足额交租的秩序嘛,不然就拉家里的喜儿去抵账。
让地主公平公开公正的主持减少土地租金的事情,听着就不靠谱。
回到当时,能看到这点的人几乎没有,国民党内一个都没有,作为孙中山遗志的继承者,蒋介石继承了“三民主义”,在民生领域继续改良之路,无论怎么改,都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刚才说了,在当时,能看到这点的人几乎没有,几乎这两个字说明还是有人看到了,谁?当然是毛导员了,1925年12月,毛导员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地主是封建残余,属于被革命的对象,1927年3月,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表示“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再次重申地主阶级必须被打倒。
在对待地主阶级和资本家这个问题上,双方的矛盾产生了,国民党搞阶级合作,地主、资产阶级都在“合作”之列,共产党要搞阶级斗争,要打倒地主阶级,条件成熟还要消灭资产阶级。国民党希望维护社会秩序,商量着解决社会矛盾,共产党要捣毁吃人的旧社会,以斗争改造中国,这就是双方分歧的根本。
国内的资本家和地主害怕继续革命,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1927年4。12之后,双方分道扬镳,共产党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国民党则竭力剿共,保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继续孙中山的社会改良之路。
这是执政理念层面,国共产生分歧直至翻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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